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世界 那些捐献遗体的人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的“生死簿”。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老赵有一个“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

“赵永华，男，59岁，遗，角。”现已72岁的老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16开的小本子，戴上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看。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

从排2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122号。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这是他2004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10岁到90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老赵住在天津市红桥区的一幢老式居民楼里。140公里外的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生死簿”里志愿捐献遗体的那些人，大部分是老人、残疾人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一旦离世，他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这面墙上。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1055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1/3。

老赵到志愿者家里串户的路上。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2012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12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

遗体捐献不同于心脏、肾脏、肺脏等器官捐献。遗体捐献后的去向是医学院校，教学时供学生研究操作。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给有需要的患者换上。

整个过程中，时间也要协调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捐献了遗体和角膜，医学院先把遗体拉走了，眼库需要的角膜还没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医院过世的更难办。“好比病房是三人间，护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遗体，反正屋里只能搁活的，不能搁死的，一直催你赶紧拉走。但车还没到，怎么办？”老赵对与“死亡”相关的词句从不忌讳，一口天津话，音调拐来拐去。

其实不通过他，捐献者的子女等执行人可以直接联系红会、医学院或眼库，但很多人还是习惯找他。他和老伴赶过去后，先和护士拉拉关系，再掀开白单子和逝者握握手。他知道，家属在这样的时刻，心情十分复杂。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有时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经过这十几年，老赵已经十分理解逝者亲属“解疼”“缓冲”的心理诉求。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尤其夏天，遗体防腐处理必须得快。”

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生死簿”上，1945年出生的老赵排第一，1949年出生的妻子孙秀兰排第二。

老赵经手的申请者里，80%以上都是和他们一样的老人。在他们看来，到这个年龄就该想这些事儿了。

老赵记得，第一次听孙秀兰说起捐献遗体是1998年。他纳闷，她年轻时长子宫瘤都不愿上手术台，怎么遗体放到医学院的台子上让人家大卸八块她就愿意？

“省事儿，省钱。”20年后，孙秀兰用两个简单的词回答了无数人问过她的问题。

老赵家并不富裕。上世纪50年代，他小学毕业就进了工厂，车钳铣刨样样都干过，梦想当上八级工。90年代从工厂下岗后，捡废品成为部分收入来源。

孙秀兰每天下午都出去转一圈，捡十来个饮料瓶回来，卖五六毛钱就能买一个馒头。

这间不到30平米的出租屋里，大部分东西都是捡来的，包括她身上那件紫红色的针织衫。

老赵的妻子孙秀兰在家看报。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在老赵看来，遗体捐献有四点好处——丧葬费十万八万省了，村里不用占块地方了，医学院的小孩儿能拿活人练习了，清明节祭扫日儿女不用请假了。

2002年，老赵两口子终于办成了遗体捐献手续。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遗体捐献，他就带着申请表上门。遇到腿脚不利索的，他还领着去公证。

“表格打印一张5毛，一个月60份就是30块。”老赵随口算起了小账，“公交车一趟2块，一个礼拜出去四天，来回八趟，那就是16块。打电话一个三四毛钱，每趟至少30个电话。”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

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对此，他琢磨了很久：如果夫妻都想捐，一般不至于巧到同一时间离去。先走的那个有老伴的支持，儿女不敢反对。这时，另一个就可以放下话说，“你们可别把爸爸（妈妈）和我分开啊。”

老赵也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我看不见了，但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给别人用”

62岁的张文成的家里，墙上的黑边挂钟指向12点50分。可他不知道几点了，直到10分钟后黑色报时器里的女声高声念：“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张文成排在105号，申请捐献了角膜和遗体。他家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收音机有七八个，张文成管它们叫“半导体”。屋外厨房灶台上，一层厚厚的油泥。炒菜的铁锅拿白布裹着，已经多年不用。旁边一口铝锅干干净净。在被火苗烫过无数次后，他终于练会了煮面条，有时掰两叶白菜烩进去。

16年前的一个早晨，他突然看不见了。他以为自己是累得头晕，医院的大夫却说，这是“网脱儿”。

“嘛叫网脱儿？后来才知道，就是视网膜脱落。好比咱的眼睛正看投影屏幕呢，哗，幕布掉下来了。”这一掉，就再也装不回去了，张文成的世界瞬间崩塌。他的母亲曾因为一次白内障手术失败而失明，两人在屋里四目相对，谁也看不见谁。

起初，他没告诉母亲自己看不见了，但他经常磕到门口的脸盆架子，母亲听到起了疑心。次数一多就瞒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在屋子里憋了八个月，“床、厨房、茅房，除了这仨地方哪儿也没去。”

张文成多次想跳下去的阳台。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他的家里，所有东西都摆在固定的位置，他有固定的穿行路线。从六层下到一层一共87级台阶，在多少级的时候转弯，他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坐出租车到曾经住过的南开大学附近，他喜欢指挥司机，走从前他骑自行车常走的那条路。

在他还看得见的时候，马路不宽，没有高楼，天是蓝的，听得见燕子叫。他常骑车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夏天游泳，冬天滑冰。家门口的小胡同里，他穿着只有两个轮子的“轱辘鞋”滑旱冰，得意自己的独门技巧。

他不愿用盲杖，不愿承认变成了盲人，并因此掉进铺管道的沟里，摔得鼻青脸肿。老赵曾经劝他，“你光靠数步数怎么能行？往南58步再往右72步到路口，正数着，别人一说话一打岔你忘了，你还回不回家了？”

张文成与老赵相识于2004年，此后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转。在老赵的影响下，他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志愿书后，还问老赵，“我已经看不见了，但眼角膜是好的，能不能现在就拿去给别人用？”对于张文成，哪怕感受到一点点微光都“太幸福了”。

老赵说，你先替盲人好好保管着吧，反正你也用不着，等回头给别人的时候，跟新的一样。

在老赵的“生死簿”上，张文成这样无儿无女且身患残疾的独居者不在少数。

76岁的霍雅琴立下一份遗嘱，委托自己的丧葬事宜由老赵办理，其他人不得干预。她几乎一辈子没下过地，多年的褥疮让整个屋子蔓延着尸体腐烂的味道。她去世那天，来了两个人抬遗体。年长的嘴里含着一口酒进来抬，年轻的没经验，一进屋转身就跑出去了。

张文成说，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不能动了，躺在漆黑的床上，身边无人。

在公证处办理手续时，张文成的二弟替他签字。他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见二弟落笔时，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一顿一顿的。二弟嘟囔了好几次，“又写错了”，重填了四五张表才把手续办完。

“他虽然不反对我捐，但他心疼我，他难受。”张文成能听出二弟写字的手在哆嗦，也能听到小区里邻居的闲话：这人穷疯了？把自己（遗体）卖了能值多少钱？

张文成笑笑，与常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目光无法和人对视。

2017年的最后一天，他没吃午饭，晚饭是头一天剩的面汤和棒子面儿窝窝。

“人家要啥，咱就给啥”

464医院家属楼门前，一个大眼睛的女孩朝老赵挥手喊着“赵伯伯”，声音清脆甜美，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会笑。她扶着老公的胳膊快走了两步，纤细的双腿拐了个弯才迈出去，终于抢在老赵前面打开单元楼门请他进屋。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她问过姥姥：“他们为什么盯着我看哪？”姥姥说：“因为你长得好看呀。”

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姥姥带她逛商场，专挑人多的地方去，让她习惯用自己的方式走路。一直以来，她没有觉得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她参加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又签了艺人公司到各地演出，还有了自己的粉丝，叫“水蜜桃”。

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别瞎凑热闹，你暂时也死不了。”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在老赵眼里，子女未成年时做这个决定，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发言权。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

老人过世前不久那时，刘淼刚怀了女儿。她头天和姥姥说完，第二天姥姥又问，“你为什么老吐呀？”姥姥的脑子一天不如一天清楚，可一直记得外孙女爱吃鱼，爱喝鸡肉煲的汤，每次吃饭都夹到她碗里。

女儿出生后，刘淼更感觉到带孩子的不易。特别累时她会偷偷哭，“每次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姥姥，特别想。”

后来，刘淼打听到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她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

刘淼和姥姥。受访者供图

“黑瞳仁外面那层亮晶晶的，绿豆皮儿四分之一大小的，就是眼角膜。”老赵掰开自己的左眼皮，一边比划一边讲摘除眼角膜的场景。每次眼科大夫来到捐献者面前，小包往边上一搁，白大褂穿上，小刀小剪子拿出来，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10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刘慧（化名）上大二局部解剖课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遗体。她在天津一家医学院读基础医学，今年大四。

“大体老师看上去是发黄褐色的。应该是用福尔马林和一些技术处理后，又在冰柜里存放了很多年，才给我们用的。”大体老师是所有医学院学生对解剖课人体教学标本的尊称。

每次解剖课时，学生进入教室前，大体老师已经平躺在台子上，双手放两侧，手心向上。“他静静地躺在那儿，不可能再说一句话，但他让你觉得自己正在接近和探索科学，那时候不会再想此前担心尸体多么可怕，只觉得神圣。”刘慧说，大体老师也因此又被称为‘无言良师’。”掀开白布前，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会深鞠一躬，以示感谢和尊重。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最小的“老师”暖暖（化名）只有30天的生命。她的相片嵌在一座精巧的玻璃纪念碑里，和所有“老师”一起，摆在解剖楼一层东侧的纪念厅里，外面拉上防尘帘。她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和所有新生儿出生证明上的照片一样，胖嘟嘟的脸蛋上顶着稀疏的头发。

谷老师来北大医学部工作已近十年。为方便有意向的志愿者联系，他的手机号码和老赵一样是公开的，贴在解剖楼三层办公室的门上。和刘慧一样，谷老师也有捐献遗体的打算。

2009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没接触过这个的医生，哪个敢上手术台？又有哪个病人敢让他治？”他觉得医学是对抗死亡的，正是因为这些捐献者有对生的渴望，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没有，死了生命就已经结束，何必捐献遗体呢？他是想让后人通过医学的学习，救更多的人。”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2018年的第一天，天津蓟县的捐献者纪念碑上，两三只鸽子迎着干冷的风，飞过连排的松树。三天假期里，陵园门口登记的访客只有11个。

周春（化名）父亲的名字刻在左边第二排第六列的那块石头上。父亲去世的第四年，母亲的名字也刻了上去，和父亲间隔不到两米。

遗体捐献纪念墙。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老两口的晚年，用周春的话说，就是把0岁到5岁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倒着放了一遍。先是腿不能动下不来床，然后吞咽功能越来越弱，大小便失禁，翻身也翻不了，最后难受得只能嘴唇动一动，讲不出任何话。

周春送走父母后也签了捐献申请表，想着有一天到这里和他们相聚。

“构成人体的物质本来就是原子、分子。组成我的那一部分，将来就变成空气，变成风。”在周春看来，他和父母会以这种形式回归自然，有的在空气里，有的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