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公益年会在京举行 各界共论“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

■ 本报记者 王勇

2018年12月21日，以“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2018中国公益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企业、公益组织、高校、媒体等不同行业的近千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不仅围绕“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径、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基础教育的反思与探索”等议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还见证了“2018公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倡议书》的发布。

搭建交流平台：

让商业与公益携手

年会由《公益时报》社主办，据《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介绍，年会从行业及社会问题出发，以探寻行业发展之道为己任，将回顾与前瞻相结合，正在为越来越多参与、支持与关心公益行业发展的来宾，提供一处开放、包容的交流与合作市场。

“同时，跨行业的参与理念，更让中国公益年会平台逐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也让公益得以跳出原有的天地，尝试吸纳更为有效的运作模式，撬动更可持续的公众捐赠，造福更加广阔的弱势群体。”刘京强调。

一场公益界的年会为何设下“时代洪流中的企业家精神”这样的主题?刘京表示：“理由有二。我们希望从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变迁和商业创新典范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摸索出时下驱动社会创新所需的精神特质;我们更希望企业家群体，将企业家精神发扬至社会治理领域，像解决商业问题一样，与公益机构携手解决我们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汇聚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精英共处一堂，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与赞美，更在于为中国下一个40年的起碇开跋献计献策。

刘京向企业家群体和公益从业者发出呼吁：希望大家能联起手来，群策群力，发挥各自领域的特长，让商业回归基础，让公益回归社区，让商业与公益携手，以企业家精神为楷模，寻求和落实构建社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

四大篇章：

纵论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公益

刘京的呼吁得到了在场嘉宾的回应。在“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径”、“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和“基础教育的反思与探索”四个篇章里，来自学界、企业界、公益界、教育界等不同领域的嘉宾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第一篇章“企业家时代担当与引领”环节，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阐述了“世界变革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2017-2018年度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丁立国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再出发”的设想;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醒生强调要“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东盟科技产业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社会公益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MBA校友会会长王济武展示了“科技创新的公益之路”。

在第二篇章“商业资本的社会化路径”环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光华·益行者项目学术主任张圣平明确了“金融向善”的重要性;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则强调“影响力投资是公益慈善发展的必然趋势”;盛世投资董事长、中国创投公益联盟理事长姜明明提出“用创投为公益注入新力量”;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需要尝试“公益创投，追赶世界潮流”。

在第三篇章“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环节，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探讨了“民营经济与企业家精神”;随手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焦义刚强调“公益财商教育任重道远”;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介绍了“科技助力团圆”的路径;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发言人、完美世界教育投资公司董事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华北校友会秘书长王雨蕴提出“现代企业要为人创造更多机会”;天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姜明再次强调了“授人以渔”的重要性。

在第四篇章“基础教育的反思与探索”环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提出要“在真实场景中培养坚强的下一代”;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校园足球发展部主任、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顾问咨询委员会主席张路以校园足球公益项目为例探讨了“基础教育中的体育普及”问题;青普人文度假董事长、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王功权就“全纳教育，未来之路”展开了话题;长江证券创始人、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陈浩武则指出“公益事业可以推动公共精神进步”。

除此之外，在两个沙龙环节，来自学界、企业界、公益界等不同领域的代表还就企业与公益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GSMA大中华区总裁斯寒，快手行动(CSR)负责人张帆，中国社会扶贫网爱心帮扶事业部总经理张静，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志坤等围绕“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主题交流了各自在公益领域的探索。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格林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拴红，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时腾飞，滋根创始人、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杨贵平，女排奥运冠军、惠基金发起人惠若琪等则着重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回顾与倡议：

让交流成果落地开花

为了更深入全面地展示2018年的公益图景，在对2018年全年公益新闻事件进行梳理回顾的基础上，结合网友投票，2018中国公益年会还发布了2018公益领域年度十大关注(详见本期02-03版)：

1、脱贫攻坚：中央支持，企业发力，精准脱贫大力推进;

2、凡人善举：农民党员，捐赠茶苗，先富帮后富感动社会;

3、慈善法规：信息公开，保值增值，配套法规构建完成;

4、机构建设：登记管理，培育打击，社会组织规范前行;

5、购买服务：修改办法，加强评价，资金使用趋向规范;

6、社会捐赠：“冰花男孩”，先捐后疑，慈善常识亟待普及;

7、捐赠数据：中国慈善榜发布，全景展现，大额捐赠明显增长;

8、研究报告：规模测算，N-GDP出炉，仅占GDP0.37%;

9、抗震救灾：汶川地震，迎来十年，社会力量在反思中前行;

10、社会工作：职业晋升，岗位设置，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在此基础上，主办方还宣布《2018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报告》即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发布。该报告将对2018年公益领域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未来，年会邀请了一批企业家代表围绕“促进基础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在闭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经过讨论大家决心采取行动，扶持基础教育质量提升，使东西部青少年享受平等的权利，全面打造未来自主创新型人才队伍为东西部均衡发展、国家实力提升和中华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为此，借助年会这一平台，企业家们共同发出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倡议书。倡议书写道：“我们携手非营利部门，借鉴和吸取公益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经验教训，打造公益与商业手段互为辅助的解决方案，共同促进我国基础科学领域、基础教育领域的均衡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

这些倡议将和年会的其他思想成果一起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期待2019年再次聚首中国公益年会时，今天的设想已经变为现实。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项兵：长江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上的探索与创新

   （刘宇/摄）
 

长江商学院仅仅关注商业问题、仅仅关注钱的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商学院，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经济上的“颠覆者”，过去的视野在今天新时代下无可置疑地是过于狭隘了。

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挑战

全球的挑战很多很多，和商学院关系比较大的可能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大企业，小政府”——国有企业私营化、公司减税、减少工会的力量、金融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易……“新自由主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在拥抱“新自由主义”方面，中国和美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新自由主义”从1979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红火了3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增长，但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未来，如果众多专家的预测成为现实的话，AI时代创造新的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可能远远赶不上被替代掉的就业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收入和财富不均的问题可能变得更为严重，我们的社会矛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为尖锐。

此外，西方还认为我们有比较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元素，所以我们的挑战来自于这两大方面。

长江商学院的人文与公益精神

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商学院能够做什么?

从创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全球资源整合和全球担当的企业家，这是第一大差异化。第二个差异化，就是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第三是创新精神。创校第一天起，这三个基本元素一直没有变过，从2002年到现在。

我们在2005年成为全球第一家把人文课程系统地引入管理教育的商学院。我给长江商学院留了六个字“取势、明道、优术”，我希望一百年后这六个字都不过时。因为，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文关怀，我们的管理永远停留在“术”的层面，很少能上升到“道”的层面也就不可能做到价值对接，不可能做到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也很难实现全球的担当。

长江商学院的探索与创新

在创新方面我们也做了具体的探索。第一是公益学时、公益课程、公益项目平台、公益奖学金、公益基金、长江年度公益奖。

在公益学时这一块，我们也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把公益课作为必修课，而且是开学第一课。

为什么这么做?我刚才讲的三大问题，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都不是政府、企业或NGO自己能够解决的，需要各类组织的协作。

另外，我们做了“善果枸杞”的公益项目。我们认为，杠杆的力量是无穷的，除了捐钱之外，我们一定要让学员身体力行，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管理经验，动用他们的资源撬动项目的落地，从而真正地实现“授人以渔”。

培养新一代“颠覆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GDP是全球第二大;但我们中国没有出来一个管理理念能够被全世界来学习，能风靡全球的，到目前还没有，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和尊重，目前还没有。这是我们的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策略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应对中美贸易战，必须有一批中国企业真正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这也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更广义的社会责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明年起，我们和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联合国企业司推出一系列全球培养新一代“颠覆者”，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能通过社会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是未来一届商业领袖的必备素质和条件。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2017-2018年度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
丁立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企业家精神再出发

 （李振龙/摄）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在这40年改革开放当中，德龙参与了26年。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立德，成为德龙集团的核心价值。“以德立身，靠德打天下，对外诚信经营，对内关爱员工，力所能及帮助更多人，让他们活的更自由、更有尊严。”十几年来，我们始终坚守着这个愿景使命价值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做支撑，当你遇到困境、遇到挫折、甚至遇到诱惑，你拿什么去坚守?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民营制造企业，德龙集团时刻保持一颗感恩之心，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全面打造绿色德龙、创新德龙、精益德龙、幸福德龙，立志为钢铁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2年以来，德龙在环保治理方面投入了30亿元，转型升级，建成了全国首个钢铁企业国家3A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申请4A级，德龙成为国家的首批绿色工厂，也是环保部树立的标杆企业，赢得了政府、行业、社会的认可和尊重。现在，每年到德龙参观学习的全国的同行、政府官员、和各类组织，也将近2万人次。德龙的绿色工厂、环保实践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钢铁企业的认知，对钢铁行业乃至对工业企业的绿色环保工作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2010年9月，我和太太发起创建了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希望能专业化、体系化地做公益，而不仅仅只停留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层面上参与公益。我们做实业不盲目强调做大、做规模，而是做优、做长，那么慈弘也一样，不强调做大，但要做到专注、专业、持久。每年，我和我的家人、孩子都要到乡村去做项目执行的工作。在乡村学校的实地调研和项目验收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感悟。

去年，我在贵州纳雍县的新联小学随机问了一个孩子：“你们图书角的书，你读了么?”小学生说：“读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书《生活是什么》，那是一本在法国获奖的儿童哲学绘本，是阅读成长计划项目中三年级图书角的图书。我问他：“你说生活是什么?”这个学生的回答，让我特别震撼。他说：“生活是自信和梦想。”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说出了这样的有分量的话。我想，一个个图书角、一本本好书，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吧：开启山村孩子的视野，沉淀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的理性精神。

8年来，阅读成长计划的项目学校已经达到1200所，把优质的适龄好书送到乡村学校的每一个班级只是第一步，阅读伴随成长、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公益行动中，传递公益精神，更重要。现在，每天有超过22000名学生志愿者在为班级的同学提供志愿服务，让志愿者精神在乡村扎根、爱在乡村传递。学生们在阅读成长计划这个项目里，获得普惠时，也成为项目的管理者、参与者，成为公益的一份子。

我们德龙全体员工一万多人也都是公益行动的志愿者，德龙有一个“志愿者轮岗制度”被很多企业拿去参考学习。大家自主报名参与到慈弘的一线乡村教育项目的执行中，因为报名的太多，现在很多员工都排在了两三年后才能到乡村去。公益带给整个公司的，不仅仅是一次次的志愿者行动和根植于企业文化的公益文化，它更唤醒了每一个人人性的原本，回归自己原初的善、慈悲、珍惜，还有感恩。这也更加策励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唤醒和激活更多的人，一起践行慈善公益，让这个社会更温暖、更湿润。

公益组织的项目想要做得持久而深入，并产生积极影响，对社会发展有推动，离不开与政府的协同合作和政策推动。在这些年的公益参与和公益行动中，我深深感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认同，和大家共同推动项目的发展而带来的效率和改变。

9年来，慈弘项目体系累计受益的乡村师生和城市流动儿童已经超过120万。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平台上，能汇聚更多人的爱心，实现爱的传递。

现在，企业家参与公益，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主流。企业家的公益参与也给公益领域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商业出身的人，更注重公益项目对社会问题的聚焦，注重项目的执行管理和实际解决问题的效率，注重专业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与公益，我希望大家能将专业的管理经验、在商业领域历练出的对效率的追求都带入公益领域，以此促进公益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企业家也应将创新精神带入到公益领域，更注重公益项目对社会问题的有效的解决，更多地进行赋能。


道同资本创始合伙人、永续自然资源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张醒生：保护环境，保护人类

 （刘宇/摄）
 

20多年前，我作为跨国公司的中国本地领导者，曾经是中国最早一批把全球刚刚兴起的CSR理念带到中国来，今天，CSR已经变成了每个企业必然要做的事情。

那么，如何把商业和公益更好地结合起来?我首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亲身参与的典型企业案例。

2000年前，中国青藏高原藏羚羊遭到大量屠杀，也是中国环保界震惊的事件。藏羚羊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只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当时，中国上百万数量的藏羚羊被杀到仅剩4万多头，接近灭绝。藏羚羊被杀后，其皮毛被运到巴基斯坦加工，再运到印度，制成昂贵的围巾，卖到西方市场，而一条围巾要20头藏羚羊的皮毛才能满足。我当时负责爱立信公司的CSR，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参与的，这才能彰显我们对社会和地球决心的行动。所以，2000年我发起了“爱立信地球之友”，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一年之后又发动一批民营企业家共同参与，叫“可可西里一号行动”;两年之后，我带了一批企业家到青藏高原看大家保护的成果。那时候，由于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车辆、最先进的卫星通信设备、最好的保暖户外服装，基本上把盗猎分子团伙控制住。

前段时间，央视有一个连续十天的报道《可可西里藏羚羊之旅》，里面说藏羚羊从“濒危动物”降级为“临危动物”，已有将近40万头藏羚羊得到可持续的保护。如今，每一位去青藏高原的朋友都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唯一在青藏高原生活的物种，我也因此而荣耀地获得了“青藏高原藏羚羊保护荣誉卫士”称号。我曾经跟我的孩子们说：“我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希望我走了以后，你们有机会去青藏高原看看你老爹保护的藏羚羊。”我认为，这个案例彰显了社会企业责任为人类、地球、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遗产。

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公益行动，我发现，每一个公益参与者都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找人赞助，无论是公共资金还是私募基金，无论是老板个人拨款还是一群人共同捐赠。这就带来我们要思考的事，即能不能从“要钱”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使公益规模放大，让公益和商业得到有机的结合。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商业是不可能在一个失败的社会中取得成果，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才能双赢。”我们看看今天失败的社会中能走出杰出的企业吗?没有。我们放眼现在非洲或者南美一些动荡的国家，其社会失败下也必然没有成功的企业。公益、CSR再往前走，怎么走?难道每年靠自己的基金拨款或者向别人募捐吗?现在全球正在热火朝天地推广“社会影响力投资”，我认为这是公益事业和商业事业良好结合的最新版本，对此，我们中国语言用最精炼的四个字作了形容——义利并举。

我们从事商业的人都知道，要完成一桩商业必须得有钱，也就是资本。资本天然具有驱利性和产生价值，有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掌握资本的人是企业家，创立员工和社会的税收，也创造了利润和价值。如果我们把以上创造的共性挖出来，就是社会价值，它是推动社会和社会进步的，这些结合起来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企业家必然会把两点融合得很好，来持续推广社会发展。英国是最早社会企业的推广国家，现在英国有7万多家社会企业，贡献240亿英镑，雇佣100多万员工。

到2015年年底，全球累计有23万亿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美国占据了三分之一，占其全国管理资产的20%，而中国还在起步。我们现在讲的绿色金融、绿色证券，其实也都属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范畴。其实，社会影响力投资得到的回报比纯商业投资并不差，长期角度讲，远远超过道琼斯指数下企业的平均回报率。

眼下，全球养牛业是气候变化最大的破坏者，也是草原的破坏者。但养牛业也仅仅满足了10亿人牛肉的需求，而未来全球有60亿人需要牛肉。按照今天的养牛模式，全球草原根本不够用。而比尔·盖茨研究的“人造牛肉”，其味道跟真牛肉一模一样，且比后者的营养更均衡，这个项目的大获成功，就是典型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成果。

我预言，中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必将蓬勃发展。从2019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实施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管理的办法。在此之前，我们的公益组织中，有几个人会投资，有多少人会理财?如果公益组织内的这笔财产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我们将遇到很大的挑战。而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也必将出现专业机构，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也一定会出现。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东盟科技产业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兼社会公益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MBA校友会会长
王济武：科技创新的公益之路

（陈维一/摄）
 

公益是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与私利相对应，它们之间有大那么的矛盾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有一些体会：

第一，公利与私利、公益思维与商业思维都应该是辩证统一的。甚至，具有公益思维的个人和企业，在个人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中，往往具有某一种更重要的能量。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教授，他的理论叫“内增经济增长”，它揭示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他的要素比如土地、资本的投入，随着规模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但是知识、技术、科技，带来的边际效应是递增的。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些知识、科技必须是开放，是共享的。

这刚好解释了启迪控股的发展模式，我们是从事全球范围内的、集群式的科技创新的，目前建立了331个科技园和孵化器，这个规模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公益思维的力量。

我们总结认为，科技创新基因里面本来就有公益基因，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本身带来最大的就是公益。我自己有个统计，在我们公司历史上所培育的创新企业家里边都有个共性，就是普遍具有公益性，可以说公益性和创新型企业的成功是完全正相关的。他们当中，据不全面统计，至少有50%的企业家在参与公益，主要形式为捐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因为公益是科技的基因，所以，科技创新和特别成功的科技企业的发展，和公益是正相关的。

第二，科技本身是公益的一种力量，科技创新是公益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新兴科技，才可能带来新兴产业，或者把传统企业提升，变成新兴企业。公益思维和商业思维的统一之处在于增量，如果是存量的商业思维，企业与企业间是博弈关系，就没有公益，但增量的商业思维就是公益，而科技恰做的就是新兴产业的增量。

我们团队在中国有个典型的扶贫案例，早期在内蒙通过建光伏电站，做光伏扶贫，后来带来了一股潮流，大家都来做光伏扶贫。这种综合运用投资本地传统产业，再将新兴科技注入，提升科技产业，是规模型扶贫和公益的重要推动力。如果没有产业和科技，这个地方贫穷了几千年，怎么能够脱贫?通过捐赠和转移支付式的扶贫是输血，不是造血，科技带来的新兴产业是公益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公益是幸福的源泉，是企业增长的源泉。在若干年前，启迪控股在境外发行了一笔“三无债券”，境外投资规模净资产数大约是15亿美金，总资产更加庞大，覆盖国外70多个国家，在国外控股的上市公司有4个。这笔钱从哪里来?其原生动力就是发了一笔海外债，大约10亿美金，无评级、无抵押、无担保，就是要发债。买我们债券的都是国外的投资机构，因为他们研究启迪的商业模式，看到我们做科技创新有非常强的先进性和公益性，因此认可我们的商业模式，相信我们在“三无”的情况下，能把这笔钱用好。就这样，靠着三无的10亿美金构建海外业务体系。

第四，当我自己在从事社会工作的时候，我自己是幸福的。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觉得是纯粹的帮别人，更多地是自己的深化。只为私利，边际成本递增，边际幸福递减，是用越来越多更大的代价获得那一点满足;如果为了公益，恰恰是边际效应递增，而边际成本递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光华·益行者项目学术主任
张圣平：“善”金融与美好生活

 （李振龙/摄）
 

大学教育：定义美好的能力、建设美好的愿力

去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1300名同学入学的时候，我们现任院长刘俏发表演讲时说：“现在AI时代、机器人时代来了，他们长相以后和人差不多，你如何在一片机器人里面找到人?”也就是说，人是什么?由此引出大学教育要干什么，光华管理学院要干什么?

刘俏院长认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他具有两个能力是机器人不具备的，就是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创造美好的愿力，机器人不这样考虑。

美国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过，他不担心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反而担心人像机器人一样思考，不计较后果。

今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大学来主办，来了5000名世界哲学家。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开个玩笑说，我们走到今天，不知道人是什么?大学教育是定义美好的能力和建设美好的愿力。那么，什么是美好生活?在大街小巷都会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就是美好生活。朴素地讲，我们首先要健康、安全;我们要受到尊重，要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我们还需要宽容，要有个性、要包容张扬的个性，要有友谊;要和自然和谐相处，要有闲暇。

金融是资金融通，它的工具是货币，即钱。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金融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货币，在一个物物交换的时代，那样的场景下是没有效率的。分工合作、效率，这些都需要金融。

虚拟的经济就是金融在流通这个资金，它背后是社会资源配置在流动。大家喜欢钱，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钱能够支配资源。

金融背后是实体经济，但自身有一个自我膨胀的动力，是人心驱动的金融的自我膨胀，会导致金融“脱实向虚”。从去年开始，党和国家要求金融“脱虚向实”，回归本源。

从2004至年2017年，在第三产业中的金融行业，占GDP比例，从4.07%到去年的7.95%，最多的时候是2015年的8.40%。那么，我想问大家，在我们创造的总体增加值GDP里面，如果金融行业占的比较多，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如果从个体来讲是好事，给国家多赚钱了。但金融行业赚的钱是如何来的?如果这个比例比较大，恰恰说明我们的金融有问题。为什么呢?从宏观来讲，大家的融资成本增加了。

金融原本为善，何以不善?

原本金融是好的，为什么就不善了呢?货币的功能非常好，因为它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做交易，货币是一种礼仪。

何以不善?圣经上讲，对待钱的狂热是“万恶之源”。钱其实不坏，是人心有点坏。

如果要去讨论金融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看货币的功能，大家可能在高中都学过。首先，货币是价值尺度，这要求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币制稳定。但一旦货币是价值尺度，它的功能就会被“异化”，即我们成功与否、我们的财富都用货币去度量。这一度量，就会引出很多麻烦，引出很多不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GDP有时候不是创造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为了追求这个价值，大家不择手段。

不信任创造GDP——道路上到处是隔离带，我们的家里有窗帘、防盗门，这些防护其实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但它创造GDP。我们需要它吗?

第二，货币是交易媒介，因为钱可以买东西。但金钱不能买什么?它一定有个边界，我们不能“有钱就使鬼推磨”。

第三，货币可作价值储藏，从而引发无数的贪念。如果你过多追求货币，其实是一个匮乏的心态，因为你担心失去它。

要转变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富足的心态，富足会带来分享、快乐、合作。

光华的使命是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我们有一个非学历的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叫做“益行者”。一开始，它的口号是“创意无限，行者无疆”，后来变成“成为一道光，照亮更多人”。在这里，我希望商业能够把公益的理念和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战略，也希望公益慈善界去借鉴商业和企业的运营效率，希望这两者能够结合。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马蔚华：未来，中国一定是影响力投资大国

（陈维一/摄）
 

“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还比较陌生，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投资价值观。今年的G20已经把可持续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写入了议程。联合国特聘我来做UNDP(开发计划署)顾问，推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会逐渐地被大家熟悉。

那么，什么叫影响力投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笔投资，既有正面财务回报，不一定是最高的，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它和以前我们见到的底线投资、道德投资、社会责任投资的不同之处，是既要有经济效益，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要根据标准量化，这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影响力投资属于公益金融的范畴。

那么，什么叫公益金融?顾名思义就是公益和金融结合，用金融的手段做公益，这应该是公益理念和商业模式的新的结合。我认为公益金融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公益慈善是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一定是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大家知道，过去这二三十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是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什么?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全球化，但也出现了全球经济发展中值得担忧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消灭绝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再加上全球的生态、就业、妇女儿童、地缘政治、战争，全球可持续发展出现了许多的隐忧。连西方政客都担忧，所以他们提出包容性增长。联合国在2015-2030年期间，制订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该计划有17个指标，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问题。按照这个指标衡量我们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这17个问题，总缺口3.9万亿美元。而我们今天，社会公益捐赠的钱，加上政府投入的钱只有1.4万亿，还有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显然靠我们传统捐赠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但换一种思维，我们理想化地看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是在经济的发生中产生的。假如每一笔投资和每一个经济行为都能既有经济的回报，又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那么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减小，这就是影响力投资存在的逻辑。

我非常欣赏德鲁克的一句话(美国管理学大师)，他说：“所有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说明了我们今天把公益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内在道理。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民政部作出一个决定，让公益基金也可以用来做投资了。我认为，全球范围内，总的来看，全球商业向善、工业向善、社会向善正在成为潮流。

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不要搞社会责任，企业就应该赚钱，十年后他的观点被否定。金融危机中，大家对华尔街很有意见，但是华尔街自身也认识到这一点——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将来会失去很多客户。如今，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上市公司当然在其内，全都有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的社会责任委员会。社会影响力正在成为全球趋势，有许多华尔街的高管放弃了现在比影响力投资高的工资，去影响力机构任职，这就是人才流动表明社会驱动的风向标。

在中国，我觉得影响力投资正在被大家所认识。我认为，影响力投资和今天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倡导的是一致的，它符合“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理念。而且，我觉得，影响力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践行形式。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矛盾已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尤其是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供不应求，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这些领域。很显然，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任何社会光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让全社会一块参与，而影响力投资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许多投资虽然不叫影响力投资，但实质这么做的还是很多的。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正在路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对影响力投资的理念认同。

关于影响力投资，我认为，理念认同是前提，然后是行动，然后再组建新的投资基金。我们要制定标准，让更多中国影响力投资浮出水面，我们还要打造一个生态，包括建立标准、建立信息平台、建立中介组织，要有法律支持、有政府支持。我们相信，影响力投资一定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相信，未来，中国一定是影响力投资的大国。

盛世投资董事长、中国创投公益联盟理事长
姜明明：新公益变革的机会与挑战

（刘宇/摄）
 

2018年是中国公益十周年，也是人民币基金募集规模超过美元基金的十周年。也是在这十年里，责任投资、ESG投资、影响力投资逐渐兴起，让原本没有瓜葛的公益与创投有了越来越多融合发展的可能。现在的我越来越坚信，创投行业将催生出政府、企业、NGO之外的“第四部门”，进而在新公益与新商业的血脉连接中助推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三大变化”让新公益成为可能

回顾过去十年走过的路，从创投的视角粗线条分析，在从冷向暖的过程中，大体有“三个变化”让新公益成为可能。

第一，“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新理念出现。近年来，人们对致贫原因和扶贫方式进行了概念重构。按照新理念去思考问题，穷人不再是单纯的受捐赠者，而成为了一种资源甚至可以成为创业伙伴。财富与利润的出现为公益和商业融合奠定了基础。

第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投资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可以直接接触到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消费者，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创业者自然而然会为新受众创造出诸多新的商业模式。

第三，企业家新群体快速崛起。在互联网大潮中一批年轻创业者和投资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了财富积累，并逐步将公益或慈善作为回报社会、创造价值的现实途径。不同于传统公益人，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头脑中的商业思维引入公益领域。随着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群体出现，“市场意识、结果导向、基于知识、高度参与”成为新公益的突出特征。

传统公益的最大问题是与社会资源失联。在若干深层次力量的推动下，公益和商业联手，一个新的前沿正在成形。

敬畏之心就是最大的创投伦理

创投是一种向善的力量。2008年倒闭的雷曼兄弟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也诱发了全球道德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不仅出现在金融行业，但确实给这个领域的从业者敲响了警钟。

“敬畏之心就是最大的创投伦理”，这是我在创立盛世投资时就坚定的信念。

敬畏市场的耐心资本。在公司内部我常说一句话，“投资中最不需要的是聪明”。我们在投资中反对“三种聪明人”，第一种把别人当“韭菜”割，第二种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第三种总想逆市场而动。不做聪明人就要敬畏市场，在投资中遵循“五不原则”，即不跟风、不急躁、不吹牛、不固守、不气馁。这和新公益对于资本的要求基本一致。

敬畏自然的安心资本。“有所不为，而后有为”。敬畏自然的安心资本才是好资本，这是我们做商业和做公益的理论根基。

敬畏人性的诚心资本。不论处于何种位置，都要诚心诚意、做好服务。

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之所以能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靠两条：一个是新能源等新产业的出现;另一个就是结构性改革，即改变过去的赚钱办法。这段话我深以为然。在我看来敬畏之心是创投崛起的重要根基。而有了创投助力的新公益，正是这场结构性变革的动力引擎之一。

新公益变革的五道必答题

如果说传统公益偏重于济贫是“授人以鱼”，那么融合了商业力量的新公益则在掀起一场“渔业变革”。过去一年里，我所在的中国创投公益联盟主要在做两件事：第一，利用创投的经验去补上社会企业商业上的不足;第二，创造机会让更多创投机构在商业之外接受新公益。通过一年的调研，我们发现，这场“渔业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走得更远起码要解决以下五道难题。

投资周期存在矛盾。虽然创投在资管行业属于长期投资，但与公益推动的社会变革相比周期仍然较短。这种矛盾如果不能调和，必将产生资金的错配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绩效标准是个难题。现实操作层面，缺少统一的可衡量的细化标准。

主流机构依然远离。即便在美国，新公益的影响力远未被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企业等主要机构投资者所接受。

投资标的不够成熟。社会企业是当前新公益领域的重要投资标的，但其中很大比例还是从NGO转型来的。这些实体的所有者或经营者，很多缺少商业意识和清晰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说缺乏基本的商业模式。

投资回报过于乐观。将这类市场发展到吸引主流资本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这是迈向下一个十年时新公益面临的现实情况。希望更多人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让创投真正成为连接商业和公益发展的桥梁。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在中国

 （刘宇/摄）
 

什么叫社会企业?我画了一个靶向图。有的企业在0环，甚至是脱环，是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的无良企业，损害员工利益、生命安全的血汗工厂;我认为，中国企业大多数处于5环上下，离靶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有一部分企业是能够达到6至7环的，这些企业是能依法纳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企业;8环的企业是哪些呢?是实施战略公益的企业，把公益原则渗透到产业链当中的良知企业;9环的企业，用优质产品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0环是打中了靶心的，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是把这些作为目标的企业。

举个例子，绿康，这是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于2006年的机构，定位于失智失能老人的医养护理，形成了医、养、护、康、教、研六位一体的健康养老产业链。这个机构首先抓住了社会痛点。这些老人是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对这些老人，政府十几个部门都有分工，但是“九龙难治水”，政府自己干不好。所以，对于这种社会痛点，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该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权有能力，趋利不愿做。

天降大任于社会企业。绿康在过去的8年的“民非”身份中，从25张床位做到700张床位，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养老机构。2014年得到投资后，在四年时间，床位超过了1万张，成为亚洲最大的医养结合的集团，而且收费不高，因为好多项目是公建民营，是政府的设施，由它来运营。

我认为，中国将成为影响力投资世界第一大国。三条理由：理由之一，中国20年前即有了“民非”制度，它的起始是吸引商业投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现在“民非”有40多万家，其中80%以上是商业投资的。

理由之二，在世界各国，社会企业主要是关注金字塔底部人群，是挖掘金字塔底部财富，支持弱势群体自立自强。所有社会问题都蕴藏着商机，只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社会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影响力投资的市场规模，从养老产业、医疗健康产业、民办教育、环境环保产业、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分享经济平台，一共加起来几十万亿元。这是补短板、惠民生，属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范围，也是十九大提出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范围。

理由之三，影响力投资很快进入了市场主流。上世纪90年代，华尔街的多米尼女士在上市公司当中找到了400家关注社会的企业，建立了多米尼400社会投资责任指数。这一指数头十年年化收益率是20.83%，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8.7%。经过了金融海啸的2010年，在20年的节点时，多米尼社会投资责任指数的收益率高于标普70%，现在美国已经有9%的投资资产属于影响力投资。

而作为公益的基金会，怎么样在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领域发挥作用?这就要讲到现在最新的词——“混合金融”。

在纯资助端，南都基金会做了与项目相关型的投资，即资助、奖励、无息贷款，给予初创的社会企业。2009年以来，南都投入近2亿人民币，通过资助、奖励、免息贷款支持160家伙伴的发展，其中1/3是社会企业。我们资助的景行计划，其中有一家叫做“亲近母语”，是做母语教育的，这家机构4年前得到了南都基金会的资助，资助了127万元，纯资助。他们的项目得到了提升，形成了商业模式，今年拿到了禹宏资本的1600万的影响力投资，估值应该在几亿。对基金会来讲，第一，要有风险意识，敢于资助它们;第二，要有胸怀，它们的成功就是基金会的成功，说明资助对了，所以不要说纠结在是否要取得股权?不需要。

在投资端，第一是红杉资本的LP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回报，6年差不多有3倍回报。基金会的投资一部分用在影响力投资，这个投资叫做宗旨驱动型投资。5000万进入禹宏资本，做禹宏资本的LP，这个是股权收益，投出去是要有收益的，追求社会目标和财务收益的同步，形成了影响力投资打通了基金会混合金融的价值链。这在中国是第一家全部打通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数几家基金会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希望明年，混合金融成为很多公益基金会的目标。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民营经济与企业家精神

  （李振龙/摄）
 

我自己感觉我们社会上有三种人，或者说三种比较特别的人。第一种是学者，我们基本上是向后看。很多人说：“你做经济学的，能不能预测一下股市怎么样、楼市怎么样?”其实最不该去问的就是学者，学者都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东西。但这种研究也有用，从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发生的过程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从纯粹知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还是有用的。从实用意义来说，我们总结了一些规律，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来做参考。

第二类人是官员。官员做什么?关注当下，老百姓有疑难问题官员要解决，上级下达指令官员要执行，官员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第三类人就是企业家，还包括政治家。这两部分人是面向未来，要有引领的作用。今天特别是在民主国家里面，政治家要引领这个世界恐怕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民粹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在消失。企业家的作用在动荡的世界里面则变得更加重要.

未来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我们经济学家要写出经济学模型来，一定要假设，未来尽管不确定，但是要用分布函数把风险描述出来。但现实中，企业家对于未来什么也不知道。企业家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决策，而且这个决策可能要做得非常快。政治家做决策尽管也要引领未来，但要有一定时间。我们企业家不一样，商场瞬息万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也完全不一样，职业经理人像官员一样，执行任务就可以了，企业家是要做决策。

既然企业家最大职责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难免就会犯错误。

对此我要说两点，一方面，社会应该对企业家有容错机制，不能苛求企业家把样样事情都做对，过去这一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我们国家虽然有《企业破产法》，但《破产法》的执行不是很到位，没有把它作为保护企业家的工具来使用。在国外，《破产法》的产生是为了保护企业家。也许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一旦失败，大家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像在日本，企业家一旦宣布企业破产之后，这个人就很难东山再起。

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企业家失败的概率很大，成功企业家的比例是极少的。比尔·盖茨曾经富可敌国，但大家回想一下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多少个像比尔·盖茨一样的年轻人也是利用他们父亲的车库做着同样的事情，大多数都失败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成功概率是千分之一左右，说得不好听点，他是踩着别人的“死尸”上来的。

我们怎么看待企业家的财富?我们不能有嫉妒的心理，要意识到企业家带来的高回报，是以牺牲一代一代企业家为代价的。

如何把企业家的财富和公益勾连起来?我们企业家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回报，他们的财富都是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特别是过去20年财富的迅猛积累，我们大概看不到企业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而企业家自身怎么正确对待财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国之外，企业给社会捐款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国，到欧洲或者英国去，很少能看到企业家那么大范围地给社会捐款。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成长只有短短不到30年时间，但我们已经做得如此之好。作为常人，还是要感谢我们企业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随手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焦义刚：公益财商教育任重道远

  （刘宇/摄）
 

财商与一个人挣了多少钱没关系，它是测算你能留住多少钱，以及能让这些钱为你工作多久的指标，反映了一个人与金钱打交道的能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讲过：“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财商教育是国家保持实力的关键。”财商与国家竞争力有很强的关联，它已成为与智商、情商并列的现代社会能力三大不可或缺的能力。

目前在中国和美国财商教育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小学课程和初中课程中略微涉及了它的宏观概念，这些概念讲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了基础的一些价值观，但并没有独立的财商教育课程。而早在1982年，美国政府就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财商教育体系;2007，美国发布了K-12 国家教育标准和《国家理财教育课程》。

目前，中国围绕儿童财商教育科研方面或者调查方面的数据还是比较少的，我们看一下来自《2012年中国少儿财商调研白皮书》的数据。其中，“是否给孩子零花钱”一项，50.9%的家长不给孩子零花钱，这就限制甚至替代了孩子的消费行为。但是围绕是否愿意进行财商教育时，家长又高度认同孩子需要财商教育。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没有框架，没有工具，在执行层面无法落地，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美国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财商教育目标，在我们国家适龄儿童青少年教育当中，财商纬度是比较缺乏的。

为什么要进行公益财商教育呢?我认为，公益财商教育，是一种造血式的扶贫。

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我认为穷孩子更需要财商的教育。因为公益服务群体中，74%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儿童，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一出生，他拥有的资源就是紧缺的，他们的父母的资源以及财商意识也是紧缺的。

而在城市里面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和一般条件的家庭，家长已经有意识开始进行财商教育课程的采购。而且百特公益有一组数据调查，农村公益机构与城市商业教育对比，资源大概是1:6。通过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大的趋势下，一定是城市儿童的财商教育会越来越领先偏远地区，还有西部地区留守儿童的财商教育。

以下这组数据更有意思，它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国新蓝领财商报告》，即蓝领如何理解理财这件事情?只有16%的人认为，消费含有自我充电的功能，更多人认为买彩票即是理财。

再看两组数据，整个中国教育公益里面，3%的部分关注多元教育，13%的部分才会提到财商教育，在财商领域教育里面，公益的投入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和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成立“随手记”财商教育基金，结合自身企业专长，关注不平衡人均的财商教育，为儿童、视障群体、蓝领、大学生等群体制定了“柔软计划”。比如面对儿童，今年推出“儿童天财星球”的小程序，里面有我们研发的一套课程体系，让家长和孩子在亲子互动过程中，通过听故事，或者坚持一项活动、一个小习惯，完成日常的财商教育。

又比如说，天财宝贝好梦计划，是由随手财商教育公益基金联合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发起的，它在原“新一千零一夜”项目的基础上，开发适宜农村寄宿制学校心理特点的财商教育故事，陪伴3000所学校、100万名农村寄宿留守儿童成长。

针对大学生前几年的“裸贷”事件，我们与各地市团委合作，开展大学生的第一堂财商课，在各大高校金融社团落地，邀请各大平台财商达人、明星讲师为高校提供全套高校财商课程。

我们和社会组织开展防诈骗的日常公益活动。比如在防范金融诈骗方面，我们携手深圳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联合推出防范金融诈骗公益广告;携手深圳市义工联、南山团区委等机构联合开展面向市民的防范金融诈骗系列公益活动;携手和众泽益等NGO通过宣传单页、防骗课程、防骗攻略等一系列公益宣传。强化市民的防诈骗意识等。

此外，通过科技，我们给很多公益组织提供透明公益的基础设施，帮他们搭建脱贫公益账本，比如免费午餐、天使妈妈。很多公益组织用了我们的解决方案之后，很好地提升了他们在透明公益纬度的品牌展示。

目前我们在研发公益盒子，希望开发一套教具，让老师能很轻松地向学生开展财商教育。

我们抱有开放的态度，希望和更多金融企业或者是在财商教育领域里的大咖，共同持续关注财商领域，针对不同的人群，研究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向他们传递。

我们希望财商教育首先能做到信息和教育可获得性，然后能够在可获得性上做到公平，能够和偏远山区的儿童群体建立一些连接，提升他们在财商纬度上的思考。

其次是针对弱势群体，甚至针对一些没有投资路径、容易上当的人，如何关注他们，也是我们企业正在思考的。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
徐一龙：用互联网思维做公益

  （刘宇/摄）
 

我可以先把结论说出来：我们运营“头条寻人”这个公益项目，本质上和运营今日头条的其他内容项目，没有任何差别。

我先来介绍一下“头条寻人”。“头条寻人”是一个帮助寻找走失者的公益项目，从2016年2月到现在，将近三年，我们一共发出5万多条寻人信息，帮助7960个人回家。我们帮助找到的走失者中，年龄最大的101岁，找到一个人最快只用了一分钟。

头条寻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它的原理比较简单。如果一个人在哪里走失，我们就把这个寻人信息在他走失地点的周边进行弹窗，周边的人有非常大的概率能够见到这个人，而寻人信息上又带有走失者家人的联系电话等等信息，好心人和走失者家属很容易被匹配起来，然后帮助走失者回家。

这个原理很简单，但是我们自己也摸索了大半年。

寻找真正的痛点

2015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公益项目。我们推送了非常多拐卖儿童和儿童走失的一些信息，但是很遗憾，尝试了半年没有一个成功案例。

回头来看，其实是那半年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痛点。直到2016年的大年初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当时是一个老太太去廊坊的孙女家过年，她走失后，孙女在网上求助，我们把那条信息弹窗推送到了廊坊周边。很快就有两个目击者打电话跟她孙女说，我见到你奶奶了。他们家人去一看，果然就找到了这个迷路的老太太。

这个案例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启发：主动离家出走的孩子不容易找，是不是老人走失后容易找?我们在网上一搜，竟然有这么多老人走失。后来我们做了更多调研，发现阿尔茨海默病侵扰了很多老年人，它会让他们失忆，让他们走失。

从那时开始，我们把目标锁定在老年人，锁定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身上。很快，当找到这个痛点之后，我们马上又找到一个走失者，接着几乎能做到每星期找到两三个。到现在，头条寻人每天可以帮助12个人回家。

随着项目的推进，我们又发现精神疾病是整个中国人口走失最重要的原因。他们中有一些老年人，但中青年人居多。这两类人构成了中国走失人口的基本盘。我们把这个真正的痛点找到之后，头条寻人这个项目才顺利开展起来。

痛点找到之后，解决办法其实也很自然就找到了。今日头条最早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民政部，我们跟民政部1976家救助站都一一建立了联系，因为救助站里面会经常救助到那些因阿尔茨海默病走失的老人、患有精神疾病走失的中青年人等等。当我们跟这些救助站取得合作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受助信息推给我们，头条寻人按照地理位置在这个人的走失地点推荐，成功率非常高。

这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启发：运营一个公益项目和运营一个互联网项目、做一个APP一样，如果解决不了痛点，那你可能是在“自嗨”。

不断优化、迭代

我们开始运作这个公益项目之后，数据可以让我们对项目的发展做很好地掌控。我简单展示几个数据：

一个是49.14%。过去近三年，头条寻人一共推送了5万多条信息，经过我们的反复回访，有49.14%的走失者他们都回家了，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

一个是39%。它是我们去年开展的“两岸寻亲”新项目，帮助台湾老兵寻找大陆亲人，帮他们回家的成功率有39%。

第三个是我们今年7月底启动的“寻找烈士后人”项目，帮助在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寻找他们的亲人。因为在战争年代，很多烈士家人只收到通知说去世了，却不知道烈士安葬于何处，找不到烈士安葬地也无从祭奠，其实是很多信息没有匹配到。

一个多月前，我们上线了“识脸寻人”功能。因为我们三年累积了大量寻人寻亲数据，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对比。这个项目上线四天，就帮助一位父亲找到了他走失二十多天的孩子。

最后，我们非常重视协同字节跳动内部的所有资源。

两个月前，我们跟抖音合作，抖音和今日头条一样都是我们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产品。抖音国内日活已经超过2亿，我们认为它也可以承载寻人这个功能，所以跟抖音合作了“抖音寻人”。截至目前，我们通过抖音寻人也找到了50多位走失者。

在头条寻人这个公益项目里，我们发挥了字节跳动这家公司所有的资源来协同，这样才能够帮助这个项目取得更良性的发展，真正帮助更多家庭团圆。

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发言人、完美世界教育投资公司董事长
王雨蕴：小我·大爱

（陈维一/摄）
 

公益是什么?我们认为公益不仅是帮助者自以为是的爱和善，以及对受助者未来命运局限的设计小我，而是帮助受助者构建价值网络，以及在新的价值网络中实现“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大爱。

我们可以试着从“小我”换一个视角，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思考：我们能给予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又不剥夺走他们原本所拥有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价值会增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公益将变成一种人人可为、人人能为、随时能为的行为，所以公益也将成为一种公德而自觉、时尚而流行。这个时候，企业家在公益中的价值就会凸现出来。企业家本来就是社会连接的要素和桥梁，最终我们是要帮助受益者个人或集体，直接或间接地帮他们连接到新的价值网络。我想这大概就是企业家在公益中的价值。

如果你选择做公益，希望从小我出发，用自己的能力成就大爱，为更多人创造机会和价值。

天明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姜明：天明公益在路上

  （刘宇/摄）
 

天明公司1993年创办，从那一天起就提出了“除了伪劣假冒，承接一切广告，注重公共利益”的理念。在创办25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出了“文化为魂道德先，感恩慈善公益心”。

我的公益理念是，“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应该做一点对这个世界和人类有益的事情”。奉献爱心、回馈社会、慈善公益、扶贫助残济困，也是天明创业26年来的核心价值观。

1994年是天明创业的第二年，我们捐赠善款15万元;到2018年，25年来天明累计捐赠善款1.52亿元。天明愿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愿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天明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互联网支持教育的模式，把北京的优质教学资源输送到偏远乡村，现在已经在四川、江西、河南、山东等地落地八间美术教室，捐赠金额110万元，特别受教育界、学生家长欢迎。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曾晓东：在真实的世界中培养坚强的下一代

（李振龙/摄）
 

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是荒野生存吗，是给下一代搭建一个完美的世界吗，是精神的世界吗，还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我们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培养坚强的下一代的内涵是什么，怎么就叫“坚强”的下一代呢?首先，顾名思义，是能够经风雨是吗?是的。“坚强”的下一代还表现在，不管未来多么地不确定，我们能够一直保持向上的、积极的力量。还有一个是，“坚强”的下一代意味着内心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在教育领域里面，经常用植物而不是用动物来表示，这种隐喻就表现了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具有稳定的人格。“坚强”的下一代还表现为什么?是群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行侠”。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其实我们的社会共识程度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太多的差异。我们的差异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如何培养上。

如何培养?刚才很多老师谈到，我们培养下一代不是让孩子能够考好大学。其实，我们说，考好大学是社会化的一个环节。人从一个家庭里的孩子逐渐走向学校的学生，再逐渐走向社会的公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社会化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社会所熔炼的社会规范，所熔炼的职业和阶层操守、各阶层的划分，是几千年来形成的。而孩子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用十几年时间要适应这个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规范，大家说，难不难?我想给大家介绍，我刚刚拿到一个学校数据，是用我们的心理量表来测量这些孩子，大概有30%的孩子是需要干预的人群。

当我们去做培养这件事情的时候，关于我们的真实世界，上一代跟我们说：“你要现实，不要有太多的梦想。”真实的世界首先是艰难，首先是风险，首先是人际。

如何对待真实的世界，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规训，第二种是自由。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开始，人类就对下一代进行规训，帮助下一代完成社会化进程。所以到现在，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会有一些身体的伤害作为仪式，来表达让年轻人对社会规范有一种认同。历史上，欧洲“发现儿童”，不仅开始减轻了规训的这种力量，另一方面，也开始树立起我们对儿童自由的力量。规训的力量和自由的力量开始融合。我们一直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个孩子从一个自然的人变成一个社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能依靠的促使他社会化的力量只剩下家庭。但是现在家庭对待儿童的社会化似乎更认可艰苦训练。但同时，我们对孩子又如此地纵容，认为只要孩子好好学习，其他的我们都满足他。所以儿童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完成社会化。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点研究，发现在儿童自信心的培养里面，乡镇中心小学和村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显著的差异里面，在自信这个维度上，对村小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自信的养成一方面是依据学校，一方面是依据家庭。对中心小学的孩子来说，他们对家庭的依赖非常显著，对学校的依赖反而不显著。这说明我们农村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心理品质的养成特别依赖学校。尽管大家对学校和对中国的公立教育有些质疑，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中国的公立学校，恰恰是这么多的老师完成了1亿人的教育和基本成长支持活动。这是一个例子。

下个例子是我们在农村学校的时候，一个老师对孩子开设的健康与幸福课，在这个课程里面开展了关于死亡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我们让孩子抒发自己的情绪，学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培养孩子的心灵。

我们开设的幸福课，课程包括知识、写作、人格养成、思维培养、实际行动，知行合一，让孩子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面对社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各位公益界人士固然可以表达对下一代的期望，但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是需要让孩子自己做好准备，迎来未来现实世界。

目前我们的课程范围已经有很大扩展，效果也远远超出我当初的期望，首先是对教师的激发。大家可能对乡村教师有很多不满，大家如果真正进入到乡村教师的行业，就会明白乡村教师所面临的工作负担。这种工作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耗费心力的工作。但是通过幸福课，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情感抒发、对未来的想象，激发了乡村老师对从事这项工作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望。

这对我个人也有一些影响，老师和学生的反应也激发了我秉承专业理想人的公益心。我们现在培养的一棵棵小苗，也许明天就能长成坚实大树。

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校园足球发展部主任
张路：校园足球——重在普及，重在教育

（陈维一/摄）
 

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6月14日接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时候讲了两段话，提到中国现代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与足球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实际上，习主席这两段话讲到了足球运动的本质。

所以，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认为习主席的话指出了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践行，干一些实事。

中赫集团在2017年接掌俱乐部以后，就提出了新的战略思想，从抓校园足球入手，把抓普及和抓教育理念提高到与抓国安赛的成绩同等重要的位置。在2017年底，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与北京市教委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决定在北京校园开展校园足球“小比赛·大梦想”的项目。2018年9月1日，正式启动项目第一期，覆盖全市16个区、116所小学、25000名学生。我们项目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历史上三个第一——第一个职业俱乐部到小学搞普及;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不是为了培养球员，而是为了素质教育搞儿童足球;第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用公益方式来推广校园足球。

第一个职业俱乐部到小学搞普及。过去在小学开展足球队，孩子踢不起来，即使有场地也踢不起来，因为没有围栏控制，球老乱跑，他们踢不着球。我们用活动围栏把场地圈起来之后，有限的场地就可以变成多块场地，球不乱跑了后，孩子们踢球的热情就大大提高。让孩子们自由地游戏，不要老师教，不要有裁判，就让孩子自由地游戏，回到足球的本原。世界上所有优秀球员包括中国所有优秀职业球员，他们开始踢球的时候都是这样开始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孩子通过自由的游戏真正喜欢足球，体验到足球的乐趣。

这些孩子未来可能成为职业运动员吗?很少有人能成为职业运动员，但是他们未来可以成为各行各业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就是我们中赫国安的目的。截至2018年12月20日，三个月来一共有25641人，262000多人次参加了小比赛21252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如果一年这么踢下来，大家可以想想，有多少孩子有多少场次的足球。

第二个“第一”是，我们不是为培养球员，而是为素质教育到学校搞儿童足球。在今年9月8日，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小比赛·大梦想”校园足球项目的启动仪式，我们的周金辉董事长在启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他也讲到，发展足球运动最重要的是从小朋友开始做普及推广，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再单纯追求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成绩，而是用足球带给孩子们健康快乐，用足球去立德树人。在我看来，足球更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足球教育核心是教育，载体是足球，希望通过足球培养广大青少年的健康体魄和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健全人格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孩子踢足球，让孩子学会关心集体、团队协作、公平竞争、遵守规则，尊重对手、顽强拼搏、正确对待胜负、不怕挫折。这些东西都是未来孩子们在生活中所必须的一些品质，通过足球，他们很容易就能接受。另外一个，要增强他们的性格特质，即创造性、想象力、自主性、自律性、自信心。这些东西在自由的游戏中，孩子们才可以获得，如果说什么都是老师教的规定动作，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而我们中国孩子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们是中国第一家足球俱乐部用公益的方式推广足球。我们和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有一个合作，我们首期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1660万，买围栏、买运动服装、作事业经费等等。其中，有560万公益金捐给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建立北京中赫国安校园足球专项基金，给参与校园足球活动的体育老师和工作人员提供一定的公益劳务费。这些老师过去搞课外足球活动是没有报酬的，我们中赫国安在这点上也是做了一个创新。未来我们将继续支持校园足球的公益活动，我们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让校园“小比赛·大梦想”活动长期持续下去，并且持续扩大到京津冀地区1000所小学，覆盖25万名学生，让他们都能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青普人文度假董事长、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王功权：全纳教育，未来之路

 （刘宇/摄）
 

本质上来说，基础教育是以国家来主要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里都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各界对于基础教育进行公益方面的支持，是社会上的一种姿态。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概念，叫全纳教育。联合国在2008年在联合国教育上，大会的主题就是“全纳教育，未来之路”，很多国家共同签署了一个宣言，中国也是全纳教育的签约国，我们国家领导人刘延东代表中国支持全纳教育作了专门讲话。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在国内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全纳教育，为什么联合国如此倡导全纳教育，甚至把它定义成未来之路?为什么我们国家参与国际上的会议并且签约而且作了发言，为什么在我们国内没有被普及和被了解呢?

几年前我和几位全纳教育专家，发起第一个全纳公益基金会，并且成立全纳教育基金会。我们整个社会特别需要全纳教育，在我们传统教育理念里面，用统一的模式，以教育者来教育被教育者的角度，用教育者制定的统一标准衡量的人才，还是不是人才?有成千上万不同差异的孩子们，被迫用同一种模式走他们不想走的道路。教育上的问题已经成为全民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是资金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包括政府的观念问题，我们国家基础教育这么薄弱。在今天在过程中有很多公益组织，大家都通过自己行动在社会上推动着全社会的教育，难道我们国家追加教育投资就那么难吗?改善教育环境就那么难吗?主要是观念问题。

全纳教育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基本观念。原来所说的教育，是我教育你，我掌握了东西交给你，然后我制定一个标准考你，达到标准就算教育完成，没有达到标准教育就没有过关。我们现在的高考，选择了几门课程，通过就是人才，不通过就是人才，多少孩子参加这样的考试扼杀自己的天性。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心中所渴望的天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希望的生活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够最大程度满足这些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建立一种新的信念，学习是一种权力。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只要他的学习符合法律，不违反社会功德，对社会是好的需要，那么他学习的权力是全社会都应该给予尊重，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了满足学习需求和创造条件，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学习环境。涉及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学习是一个权力，才能够真正端正教育姿态。被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个性特点才能够真正体现接纳、平等和尊重。

我们成立了全纳机构，是中国最早的全纳教育科研机构，也是第一家在云南建立了全纳教育幼儿园有训练馆，经过政府批准成立第一个全纳公益教育基金，并且组织各个活动。全面体现全纳教育的理念。我们在云南进行大量全纳教育尝试，受到家长和社会非常广泛的欢迎，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力量，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和兴趣，针对同样的知识点采取不同方式的教学，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尊重学生自主性、差异性，在同样的知识点上，采取了不同方式的教学，使学生在掌握自己知识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特点和自己所喜欢的形式。

我们全纳培训中心对全纳教育进行推广和倡导，对全纳教育进行师资培训，同时对全纳教育展开教学研究，并且有自己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具和一系列教育方针探索。同时建立全纳教育基地，这个基地在云南到目前为止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家长特别喜欢，从经济效益这个角度讲也是不错。家长愿意把钱花在对孩子有意义的事情上，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认为公益行为完全靠捐助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路子，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企业的推广，并且通过公益基金跟资本增值结合起来，所创的收益继续扩大公益基金的方式。去打造全纳教育幼儿园学校的社会企业成功运行模式，然后试图号召社会上公益资本，进入全纳教育社会企业推动的道路上来。同时我们向世界上先进国家学习，在立法和教育法规上对全纳教育给予法律上支持。

全纳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和未来。你们会发现，当我们的观念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教育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教育观念改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未来是另外一个样子。

长江证券创始人、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陈浩武：公益事业推动公共精神进步

（李振龙/摄）
 

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有伟大学习精神的民族，今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中华民族来讲收获了两样东西，第一是收获了现在全球第二的GDP，40年经济持续增长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我们今天还收获了一个公益的平台。40年的经济成长给中国人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关注公益。现在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并没有常规走向金融机构和企业，而是投资于公益。我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包括今天对我们作一个回望，我们不仅仅收获了经济成长，而且收获了人们对公益的关怀，是民族在精神上的升华。

我们经过40年经济发展以后，今天面临的很大危机就是环境的变化。我们现在不能轻飘飘地说环境污染这四个字，轻飘飘地说中国现在环境污染是不够的。人的生存有三个最深层基座：水、空气、食物。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经过40年发展以后，整个生存基座受到严重破坏。大家知道，我们健康饮水已经非常稀缺，为什么?长江、九大湖泊基本都受到污染。我们说空气，大家生活在北京都非常清楚，经常会出现雾霾爆表。还有食物的污染，因为土污染重金属过多，导致大量食物都是重金属超标。外国人嘲笑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躺下去是一张元素周期表，中国人站起来是钢铁侠，因为所有人体内重金属都严重超标，我们这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怎么样解决环境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虽然有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共精神的缺乏，我们的环境执法人员和企业排污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山东有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污水打到1000公里的地下，导致整个系统水体污染，这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精神的匮乏导致污染。

日本怎么解决环境问题呢?日本在1964年开第一次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在此之前日本环境也是有很大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由于垃圾没有很好处理，垃圾上苍蝇的覆盖到了学校，学生们要花很多时间来打苍蝇，情况非常严重。今天到日本去看，真是青山绿水，看不到一点点垃圾，日本是没有环卫工人的国家，街上看不到垃圾筒。日本如此重视环境花了50年，训练国民的公共精神来治理环境，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有一次和我朋友在日本奈良，因为他住的家没有按照垃圾分类时间把垃圾送走，结果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提一大包垃圾从奈良坐车到关西机场把垃圾放下去。

大家知道，我们去台湾，我们会看到那的环境非常好。台湾有一个现象，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垃圾车开过来，放着音乐，很多人排队提着垃圾来放。日本和台湾这两个例子说明，要解决环境问题，除了政府政策以外，民众公共意识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也应该去培养公众的公共精神。我认为对公益组织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培养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靠什么?我认为靠教育。石门坎基金会是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地方，主要是苗人生活。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就已关注少数民族儿童作为重点，为苗族的孩子办教育。我们认为，我们今天讨论重点是教育问题，人类社会有两种知识，一种知识是我们给一个既定条件，给受控条件，得到结论的知识，我们把它称为科学。人类社会还有第二种知识，就是人对生命的态度，我认为这种教育比第一种教育更加重要，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量家庭，其实没有完成第二种教育。对教育大家谈到很多建议性意见，我认为在当下中国来讲，我们第二种教育把人对生命态度的教育应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提出来。

当代公益人的使命就是要促进公共事业发展。公共思想的源泉是什么?中国人的公益和公益事业源泉有两条，第一条是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到现在的绅士精神。中国作为轴心文明传统，仁义之心，天下为公，都是这种精神的源泉。中国公益人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公共精神的发展，公共精神发展要靠教育，教育重点要发展第二种教育，培养人对生命的态度，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核心。

沙发论坛一：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

 李振龙/摄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当代公益的多次元图景”，2018中国公益年会邀请GSMA大中华区总裁斯寒，快手行动(CSR)负责人张帆，中国社会扶贫网爱心帮扶事业部总经理张静，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志坤等围绕主题交流了各自在公益领域的探索。

斯寒：GSMA是一家国际非盈利行业组织，代表着全球750家移动运营商的利益，同时还涵盖300多家在移动生态系统里的企业。GSMA对公益有着自己的见解：从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公益不仅是善心的表现，也是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企业如果想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在追求商业利润过程中，就必须对社会做出贡献，很多企业对此都有深刻认识。GSMA是首个支持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行业组织，对17项中的每一项，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环境方面的挑战，GSMA都有相应的支持。

从创新层面来讲，GSMA一直走在前列。GSMA有一个“移动助力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设有专项基金，项目主要是在全球的不发达地区，运用移动运营商和移动生态系统科技的力量，去改变当地教育、医疗、卫生等贫困落后面貌，也包括应急救灾。我们还成立了创新基金，专门鼓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非洲国家开展公益项目，通过移动支付技术展开帮扶工作，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出生登记分娩等，目前全球有49个国家从这一项目中受益。

张静：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在2016年10月17日开通，经过两年的运营和建设，目前已经建成爱心帮扶平台，基本建成扶贫众筹和电商扶贫平台，正在建设扶贫展示和扶贫评价平台。

中国扶贫网是连接贫困户多元化需求与社会包括爱心企业资源的平台。一方面，我们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向社会大众宣传扶贫信息，展示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从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扶贫体系着手，促进工作协作。

我们平台上目前有超过40万扶贫干部，他们会把平台作为扶贫工具使用。拿爱心帮扶平台来说，我们会鼓励平台上的贫困户把日常生活中面临到的困难，比如疾病、上学、搬迁等各种需求，通过平台发布出去。这些扶贫干部对当地村里面的情况非常了解，由他们去审核这些贫困户的需求信息，只有他们审核过的需求，才能够在平台上发布。这样爱心人士看到的就是有公信力的需求信息。

张帆：快手是拥有7亿活跃用户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快手社会责任部在去年9月份成立，这个部门有三个重点关注方向：一是关注中国农村建设。二是关注平台上青少年的成长，让青少年健康有效地使用网络。三是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注意力资源，为公益组织、基金会以及个人赋能，更好地推进公益事业发展。

“快手”作为社交属性特别强的短视频平台，正在给乡村用户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快手”上的乡村用户，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把家乡产品卖了出去，或者吸引更多人到家乡旅游，这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变现手段。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乡村用户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现代商业环境中会束手无策。我们今年发起了幸福乡村带头人的项目，挑选一些代表人物，帮助他们接触一些商业管理的经验。这个项目启动4个月，20个代表人物创造产值超过1000万元，带动500户贫困户脱贫。

彭志坤：爱尔眼科成立之初就有一个愿景，让所有人无论贫富都享有眼健康的专利。爱眼公益基金会一直秉承专业化运作理念，力求成为国内外最健康的公益平台。基金会成立至今，已在30个省份100个城市开展了200多个项目，比如大家熟知的光明扶贫工程。10多年来，医院每年都会拿出固定资金用于公益救助，累计投入资金6亿多，为30多万名眼病患者提供过救助。目前，针对社会关心的青少年近视防控问题，爱尔眼科正联合国内300家医院，力求通过联合参与的方式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爱眼公益基金会有两大创新。一是把公益加上专业，把专业加上公益。公益的运作，加上专业化的思路，使得爱尔眼科品牌知名度大大提升。同时，专业又把公益元素加进去，专业眼科医生通过公益发扬他们的医德。

二是交叉补贴模式。爱尔眼科提供高端的包括特需的眼科医疗服务，在这部分医疗的收费中，我们会固定抽取部分利润，用来补贴贫困眼病患者的治疗。

沙发论坛二：基础教育的反思与探索

张钊/摄
 

在沙发论坛二，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的主持下，格林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拴红，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时腾飞，滋根创始人、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常务理事杨贵平，女排奥运冠军、惠基金发起人惠若琪等则着重对基础教育进行了反思与探索。

王拴红：在资本市场领域开展业务的公司都是有公益行为的。过去十多年，我们每年坚持建一所小学。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坚持做公益，在公益路上坚持走下去，将公益进行到底。

所有人都在谈论教育制度的问题，但我觉得更核心的还应该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我有两个思考，一是如何实现公平教育。东西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质量肯定是不同的，如何有效解决这种差异，我愿意参与到这样公益项目中来。二是基础教育的基本点是素质教育，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改变过去对孩子进行的一些落伍的教育方式。

庄伟：在经过实地调查和长期基线调研后，我们发现大量乡村教师，85%以上没有获得专业的教学教育培训，很多老师在一线得不到专业发展支持，他们的很多教学技术都是靠自己摸索，或是通过自己教育上的感悟获得。我们的“慈弘健康与幸福课”项目，致力于培养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并对乡村教师进行进阶化和专业系统化的支持。项目做了三年，进入项目体系的老师有701名老师，每一名老师都会对应有一对一助力支持的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知名院校，一对一支持会持续一到三年，使得这些乡村老师获得长远的进步。

面向未来，我看到了曙光，第一，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关注乡村教育。第二，有很多乡村教师被专家志愿者的精神感染，内心重新燃起对教育的激情，这在我们的幸福课堂上不断呈现。

时腾飞：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想为中国乡村教育做点实事。中国现在小学生在县级以下单位上学的是6600万左右，占整个中国小学生的66%。这么大的群体在县城以下接受教育，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些教育的良品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我们期待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乡村教育的良品问题。我们希望利用直播和录播技术，为乡村老师提供足够的工具。乡村老师使用这个工具，就有可能实现相对良品的教育，这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探索。

我们看到的曙光是，现在乡村学校基本上班班通网。第二个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传道和授业可以交给更专业的老师来做，乡村老师利用这些教育可以做好解惑，去激励和唤醒孩子，做好育人的工作，这也就触及了教育的本质。

杨贵平：滋根从1988年开始，在中国贵州省最贫困的乡村支持女孩上学。我们从400个女孩子开始，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支持将近14万女孩上学。很多人变成村里的第一位女老师，第一位女卫生员，这些毕业的女孩子成为村里最积极的乡村发展主力军。

最近十年，滋根从事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乡村教育质量的改变。现在在乡村里面的教育，很多的课本知识都是城市里的内容，和农村生活不相关。我们认为要在学校开展环境教育，要把乡土文化带进课堂，在学校里还要开展和生活相关的健康、卫生、营养知识课程，让孩子能够关心自己的家乡，关心自己的环境，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家乡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都谈到乡村教育的质量，教育的质量不是考上清华北大，出国留洋，而是关心自己的家乡，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尊自重自信，做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惠若琪：惠基金是专项基金，我们主要针对体育教育。我们走访很多学校，发现当地的基建、体育器材和操场都非常完善。但让我们惊讶的，学校一个体育老师都没有，他们对体育的认知就是这堂课可以到操场玩。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体育能教会人什么?首先是教会大家如何在有规则的束缚下赢，二是能够体面有尊严的输，这是现阶段很多孩子会遇到的问题。在未来如何看待成败，如何顽强拼搏，不抛弃不放弃，这是体育教育能带给大家的。

我们看到的曙光有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学生，在体育课加入之后，学生在课堂上面的精力更加集中。二是来自于校长，在课表更合理的排期之后，校长也发现体育课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于更多运动员，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体育人有公益的意识，也愿意参与到公益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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