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 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7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2019年7月6日，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承办，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协办。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论坛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70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回顾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不平凡历程和光辉成就，展望新时代前进的方向与任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参考与借鉴。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指出，本届论坛以“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70年回顾与前瞻”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70年来，我国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期待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而面向当今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新领域、新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给有效进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70年来的发展，积累了很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课题，这不仅关系着我国如何从过去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关系着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教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华在发言中强调，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70年的历程，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经验总结中必须意识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此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从原有的单位体制转向社会模型，变成社会的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王济武认为，“这是我们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大背景”。他表示，我国社会工作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高度关注。社会工作呈现科技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的多样化，数据科技、芯片科技在社会治理工作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济武介绍，随着社会工作规模的扩大和丰富，需要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师也已成为一个热门的新兴职业，大约每年有四五十万人报考社会工作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院长魏礼群在《坚定不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进展与启示》主旨演讲中指出，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七大方面的历史性进展和重大成就。从治理理念看，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从制度体系看，逐步从分散型向整合性转变;从社会体制看，逐步从国家一元管理向多元社会主体共建共治转变;从方式手段看，逐步从单纯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并用转变;从社会结构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从运行状态看，逐步从社会高度稳定向秩序与活力相统一转变;从社会景象看，逐步从贫困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70年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社会治理现代化还面临许多挑战，仍然任重而道远。

就目前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问题，国家二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指出，两者应该是辩证关系。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载体与主体的关系。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国家的制度说到底是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强调国家制度与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执行构建起了社会秩序，有了社会秩序才有了社会稳定。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两者应该是标志与内涵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包含体制、法律、制度、标准等形式意义上要求;而社会治理现代化则更侧重于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需求的内涵。

魏礼群认为，我国70年来的社会治理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和深刻启示主要包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始终坚持充分体现中国基本国情，必须始终坚持全面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建设和其他建设协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打造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必须始终坚持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必须始终坚持正确处理社会治理过程中治理与民生的关系、维稳与维权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法治德治自治的关系。

此外，农业部原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尹成杰还向大会介绍了我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和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就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相关问题作了相关论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则从着重介绍了智慧城市建设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大会还举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奉献防范”“城乡融合发展与市域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老龄社会建设与诚信社会建设”四个分论坛。

分论坛三以“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为主题，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由北师大中社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主任萧放教授和北京联合大学首都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杨积堂教授主持，北师大中社院色音教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毛巧晖研究员作评议。

——借鉴优秀乡村治理传统，探索当代社会治理新模式

传统是谈论当代避不开的话题，尤其对于具有优秀乡村自治传统的中国来说，乡村治理传统及其变迁是学者讨论当前社会治理模式和创新的基础。

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以湖北省汉川市福星村为例展示了一个运用传统产业实现公司化治理模式创新的生动案例。该村通过能人带领推动实现了传统制铁技艺的现代公司化生产转型，进而带动全村走上城镇化道路。对此，胡教授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两条可能路径：利用传统的资源来振兴和创新治理模式来振兴，他认为通过传统乡村的公司化现代治理方式是可以复制的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教授从传统文化变迁视角入手探讨了当代乡村振兴中传统与科技的互补互融问题。他基于长期农村调研，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传统上村干部与村民共处一村已改变于两者居住疏离普遍存在;二是乡村老龄化的常态化;三是贫富分化严重的现状下，传统伦理体系仍发挥着约束作用;四是乡村生态改善明显但村民幸福指数有待提升。他认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要正视乡村发生的变化，更要善于利用传统融入当代乡村治理。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年协会副会长朱耀垠总结了传统村落社区治理中的协商机制，即宗族会议(血缘群体)协商、地域性组织协商和社团性组织协商，并谈到协商机制在当代的转型。他认为，基层治理可以在主要靠党政组织的基础上，以平等的规则和科学民主等原则，吸收非正式组织参与治理的传统，实现社会共治。

——总结乡村治理新问题和新路径，研究创新治理新问题和新趋势

北师大中社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董磊明教授介绍了当前乡村富人治村的现象、动机、社会影响及其治理对策。他认为，富人治村延续了传统乡村治理的思路，其出现具有必然性。富人治村的出现与国家的发展导向、直接的利益刺激、治理目标的转变和乡土情怀有关，但其本质是村庄治理的私人化，与治理公共性的期待背道而驰，造成了治理效能低下。因此，要针对乡村经济发展状况和贫富分化等实际情况，从发展基层民主和加强党纪国法监督等方面加强对富人治村的管束。

中国人民大学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副教授基于对河北定县的长期追踪调查，以及教育、生计方式、卫生等数据对比，总结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百年变迁，诸如家庭结构核心化、熟人社会开始陌生化、公共意识趋向私人化和“无功德个人”的出现，以及价值观念混乱和信仰危机，也看到乡土社会的伦理规则、舆论机制和人际交往的差序格局等依然发挥着作用。为此他提出“新乡土社会”的概念，认为认清当代农村的结构性变迁和面临的问题是讨论乡村治理的前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副院长、教授彭维锋针对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否可以复制的问题，通过江苏省华西村的案例，对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架构和实践路径进行探索。他总结提出了“五个治”：一是以党建引领自治，二是以制度健全法治，三是以文化促进德治，四是以生态倒逼整治，最后是以人才保障长治，认为华西村的做法尽管不存在可复制性，但在社会治理探索上有多有可借鉴之处。

——秉承理论与实践结合原则，提炼治理实践的生动经验和鲜活案例

与上述学者理论研究视角不同，来自基层管理和实践一线的与会者则从实践创新角度提供了鲜活的乡村治理案例和生动的治理经验，以及富有探索性的思考。

山西沁源县委书记金所军介绍了当地推进社会治理的“三治九化”模式。一是坚持以自治增活力，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包括推进基层组织运行的规范化、村务管理的民主化和乡村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二是加强法治保障，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包括风险防范化解制度化、平安乡村建设法治化、矛盾纠纷调解责任化。三是以德治扬正气，增强乡村社会治理内涵。主要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本土化、群众文体活动常态化、全域友善品牌化。

江苏东海县委副书记魏岳介绍了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策略、经验和成果。他认为，人居环境的整治具有必然性，是社会治理体系和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其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当地通过建立四项工作机制、构建三维工作路径和实施四三工作举措，达到了惠民生、转民风、得民心的治理成果，认识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点必须是群众有期盼、乡村治理的路径必须是群众认可，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必须是全民参与的过程。

安徽省寿县邬平川副县长通过多年精准扶贫实践经验，总结了精准扶贫取得成效的经验在于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系统配套的顶层设计、完善高效的推进机制和精准精细的工作方法。他提出面对当前乡村变化，要从六个方面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加强集体经济建设、强化农村智力支持、完善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探索有效的实施路径以及精准施策提升乡村治理的精准度。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原人大副主任、冢斜村党支部书记余茂法作为一位长期的基层实践者和返乡乡贤，他回顾了二十年前绍兴市村党组织书记职业化管理的探索实践，分析了村党组织书记职业化管理的内涵，并对村党组织书记职业化管理的现实进行反思。他认为，要实现村级治理现代化，首要的是村党组织治理现代化，而实现党组织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先实现村党组织书记的现代化管理。

本次分论坛搭建了政府管理者、专家学者和基层实践者的对话平台，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大背景下，结合学界共同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经验分享和理论探讨，对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探索实现乡村共治、共建、共享的经验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