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纪录片幕后：幸存者屡去世 遗憾立项太晚

总撰稿、编导万小菡在中国湖南岳阳采访拍摄“慰安妇”幸存者汤根珍。

五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第4套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两集。

这部纪录片由南京广播电视台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摄制。2015年9月30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理论文献影视片创作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制作两年，12月11日至15日每晚8点在央视向海内外观众播出。

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我国第四次国家公祭今天在南京举行。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进一步有力地揭露了日军“慰安妇”制度严重侵犯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女性人权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

纪录片总导演、南京广播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张建宁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不同于以往同等题材的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是从“制度”层面入手，尽量从各个角度、方面印证、揭露二战中“慰安妇”是一个由日本政府参与建立的惨绝人寰的性奴隶制度，揭露其暴行和危害。

“以往的纪录片一般就受害者个体和群体入手，拍摄“慰安妇”命运和生存状态，我们这个站在国家层面。”张建宁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主创团队，了解幕后故事。

原名为《国家犯罪》

张建宁告诉澎湃新闻，片子的策划源于2014年他听到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有一个日本慰安妇秋子二战期间在江苏扬州碰见初恋情人，两人在一起，后来双方承受不了（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在扬州自杀。

“这个故事蛮触动人的，便就这个线索跟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请教。朱说做个体“慰安妇”故事不如做“慰安妇”制度，因为“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国家的指导下实施的惨绝人寰的制度。”张建宁说，这种建议一下把他们的视野打开了，同时也因为秋子的故事无从考证，秋子的个人信息也无从了解，因此转而从制度层面入手，策划选题。

张建宁透露，立案时片子是放在日本国家犯罪的角度来做的，“当时取名《国家犯罪》，做成后审片时改了，审片认为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犯罪刺激性太大。”张建宁说。

已开播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罪恶起源》《地狱魔窟》，主要揭露了“慰安妇”这一制度是如何在华实施推行的。既然是制度，就意味着日本官方的主导参与。这也是做这部片子的困难所在。

张建宁说，制度性的纪录片难度很大，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把很多资料证据销毁或封存了。幸好历史还是留下了一些材料。

《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总撰稿兼编导、南京广播电视台专题部万小菡对澎湃新闻说，纪录片中用到了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早年在日本防卫省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

这份文件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课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向日军北支方面军和中支派遣军参谋长发送。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周到恰当。”这份文件上盖有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以及兵务局长今村均的批准印章。

采访拍摄美国新泽西犹太人联盟大屠杀研究会会长。

万小菡说，这份文件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军方直接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政府也参与了，是很明显的。”吉见义明在纪录片中说，“加入的女性，是被贩卖、被诱拐或被掳掠去的，其中任何一种都是犯罪。建立在这些犯罪行为之上的系统，是由国家维系支持的。”

此外，片中还用到日军军官大木繁的一份报告。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提交了《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他描述了南京辖区日军慰安所设置状况和“慰安妇”的情况：日军在南京驻扎25000人，有“慰安妇”141人，每1个“慰安妇”必须要应对日本军人178人。

此外，片中还采访了：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尼、东帝汶等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各国的学者、研究者；日本、韩国、荷兰、美国等国家的国会议员。片子从各个角度印证、说明这一制度的暴行和危害。

“专家写的论文、出的书也有谈这个制度问题的，但不会这么集中、篇幅这么大，尤其我们是影视化。”张建宁说。

“硬着头皮”的采与编

按照播出的顺序，接下来几天将播出《伤痛永远》（揭露幸存“慰安妇”遭受暴行的命运）、《南洋泣血》（揭露日本在东南亚推行“慰安妇”暴行）、《正义呐喊》（揭露幸存者面对日本政府不承认暴行时的抗争）等，多位来自中、日、韩三国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慰安妇”幸存者将面对镜头。

万小菡说，采访这些幸存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有几十万字采访记录，我都看了，要理出来用在片子里很难。”万小菡说，这是因为受访者大多不太愿意提及当年所受的伤害，且他们基本上已达八九十岁，思路已经不如早年清晰，经常一个问题需要兜兜转转问很久才能得到对应的信息。

“他们很多不愿意讲受害的细节，但一点细节不讲，我们又达不到采访的目的。”万小菡回忆，湖南有位幸存者一直不愿意讲受害过程，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们的第一次，被子上好大一摊血，这个话我只讲一次，你不要再问了。”

还有的老人提及当年时“会说是日本人逼她‘嫁’给他，绝不说‘强奸’这个词。”万小菡说。

《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纪录片总编导张建宁与“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韩国尹贞玉教授和中国苏智良教授在一起。

尽管残忍，但为了留下更多证据，采访团队只能硬着头皮、一遍一遍地问她们“日本人把你抓去之后对你做了什么事”？有的老人在这一过程中失声痛哭。

“我们每一次采访都有女同事，大家都是克服心理障碍。”万小菡对澎湃新闻说。

也有愿意讲的人。比如今年5月离世的海南幸存者陈亚扁。1942年春天，未满15岁的她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慰安妇”，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4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她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她是海南最早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曾多次赴日本出庭，控诉日军罪行。

“她很勇敢，会说日本人当初是强奸她，并且会说出伤害她的日本人名字。”万小菡说。

但万小菡觉得，哪怕是一辈子不愿意说而把这些事情都带进坟墓的幸存者，在其心底，也是希望得到日本政府道歉，让全社会知道她们是“受害者”，而不是“自愿”的。

“因为她们很多一辈子都被人戳脊梁骨，被说是日本人的女人，是坏人，是‘不干净’的人。”万小菡说。

通过两年的走访，主创团队认识到各个国家“慰安妇”幸存者愿意站出来进行抗争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万小菡说，比较好的是韩国，他们愿意站出来的“最早、人数最多”。万小菡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民间组织比较发达，支持她们，很早就有学者研究这一问题，社会也较早认识到这一群体的不幸。

“有一个学者叫尹贞玉，她当年差点被骗去做‘慰安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她着手研究这一问题，鼓励了很多受害者站出来。”万小菡告诉澎湃新闻。

如今，片中接受采访的二十多位幸存者已经去世六位。“后期制作时，我们经常一边编一边难过，有的男同事都受不了，说怎么编得下去。因为好几位去世了，我们硬着头皮反复看她们的影像，听她们的声音。”万小菡说。

“我们最遗憾的是立项太晚，现在抢救性拍摄太晚了一点。”张建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