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道峰：“一带一路”上的公益先行者（上）

何道峰(左一)考察在南苏丹边境资助的向日葵种植项目

■ 本报记者 文梅

何道峰，云南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早年他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做过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门下“弟子”，对三农问题颇有见地。后下海经商，先后担任多家企业一把手，多年市场的实战与磨练，又让他对企业管理积淀深厚。

1999年，时任华夏西部公司董事长的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并担任法人代表，短短几年间，通过大刀阔斧的去行政化改革，他将具有浓郁政府色彩的扶贫基金会改造成了去行政化比较彻底的公益机构，为官办基金会的去行政化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2016年，何道峰从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一职卸任并定居美国。虽从台前转入幕后，但何道峰似乎并未闲着。他撰写公益专栏文章;构写公益新著;由他捐资专为国内公益领导人搭建的语言和领导力培训模式渐趋完善成熟;最近他还在公益网校开设了音频课程，尽管只更新了几期，但点击收听者甚众。据听过何道峰现场演讲的人说，他发言从来不拿稿，即兴表达能力极强，感情色彩极浓，语言感染力非同一般。

2019年5月7日，《公益时报》记者在位于美国乔治城大学会客厅的一个角落见到何道峰时，他笑容亲切，举止儒雅。他穿格子衬衫，外加浅灰色绒质背心，头发大半已经花白了，本人比照片里还显得清瘦些，但精神矍铄。他语气平和地与《公益时报》记者聊起他在“一带一路”上的公益往事。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里氏8.1级地震，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尼泊尔地震救援行动，并于4月26日第一时间抵达加德满都开展救援行动——回忆起那段日子，何道峰十分感慨。

“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领捐250万人民币作为保底资金，打消团队的顾虑，实现国际大灾救助首次出击。其中用20万元作为媒体工作经费，让媒体记者们能够于最快时间赶到尼泊尔采访报道最新灾情。”

何道峰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扶贫基金会团队抵达当地进行灾情评估后发现，那里的民众最大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但要对数以万计的灾民提供餐食服务，肯定涉及食品卫生和防疫安全，当时他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并不同意执行此项目，因为食品卫生风险颇高。但经过多次调研并与当地中资餐饮企业的合作论证，何道峰最终在电话会议上做出了艰难的决策——“立即联合中资餐饮公司为灾民提供餐食救助”。

于是，在当地大灾最困难的日子里，尼泊尔震后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幕蔚为壮观的景象：扶贫基金会救灾工作组资助并引领中资餐饮企业，先后为当地灾民提供了大约八万人次的餐食援助。此举使中国NGO组织在当地的形象和美誉度破冰且直超印度NGO组织的多年经营，一时间，中国NGO组织P2P国际援助成为当地民众的街谈巷议的话题。

告别扶贫基金会的近三年来，何道峰一直在资助国内公益人到美国进修语言，因为他看到了NGO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在日益凸显，而对于中国公益人来说，若想实现“国际化”，顺利打通对外交流途径，语言是个关键的坎。

“纵观国内公益组织，一些教育背景过硬、外语流利的人才，普通公益机构根本养不起。但对那些在本行业浸淫多年、且对机构具有一定黏性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本身很渴望向‘一带一路’国际化进发，但受限于自身语言水平，张不开口。”何道峰说自己就是要帮助国内的公益新生力量和行业领袖搭建一座桥梁，攻克基本语言关，鼓励他们开口说英语，为日后迈向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语言基础。

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何道峰对“一带一路”的琢磨和探究已经突破了窄化的理解。他说“一带一路公益”并非一种狭獈的地理概念，而是中国寻求国际化拓展的全新道路。基于此，最近他已启动了一个向北京大学超过5000万量级的捐款项目，这种努力和尝试也是他眼中的“一带一路”。

“我与北京大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就是准备实施一个十年规划，把精英人才送出去深造研发，开展国别研究，同时把国际顶级师资引进国内课堂中来。保持P2P的双向深层次交流，让时间为未来创造价值，开辟道路。”

采访过程中，63岁的何道峰始终喜乐淡然，似乎过往的成败得失对他都已是“如烟往事俱忘却”了。

“我现在巳经是一个退休老头了。对我来说，未来所有的事情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亡确定无疑。如果我能把一生的经验和教训转化为年青一代公益人的成长肥料，化作春泥去呵护公益之根，那应该是我下一阶段最好的生命处置方式。”

开中国NGO“一带一路”先河

《公益时报》：中国“一带一路”实行已经五年，“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能否谈谈你在扶贫基金会最早开启“一带一路”的公益轨迹?

何道峰：扶贫基金会尝试国际化从2005年就开始了。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时，当时我们虽无能力到达灾害现场，但及时联合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美慈组织共同对当地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捐赠4300多万人民币的药品;同年10月，巴基斯坦发生地震，扶贫基金会很快发起了“巴基斯坦地震国际救援行动”。

2007年，我们正式开始尝试推行国际化战略，最初的试点就是建设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当时的资助机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给我们60万美元，但拿这笔钱在当地修建一家医院是远远不够的。

跟我们接洽项目的是时任苏丹副总统塔哈的夫人、比尔特瓦苏慈善组织会长法蒂玛女士。基于团队的市调，我反复跟她讨论该项目的可行性，考虑是否可以采用一种既能适应当地气候特征，又物美价廉且实用的材料来建造。辗转商议之后，最终达成共识，从中国定制了医院的全套轻钢架构，做好之后运至苏丹当地进行组装，避免了钢筋混凝土的昂贵成本，创造了用100万美元在苏丹建一家配备完整医疗设备医院的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第一家进入苏丹的中国公益组织，扶贫基金会介入了从该院选址、项目设计、采购、组装组建、海运清关到竣工的整个过程，并组建医院理事会，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综合培训、辅助构建社区母婴保健网络和派遣医生志愿者援医等等。建好后的医院很快投入使用，并着重为当地孕、产妇照护及儿童医疗保障服务，医院收入每年增长超过15%，保证了公益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013年，我们了解到埃塞俄比亚有大约300万孩子，每天只吃一顿饭，常年处于饥饿状态，便与灵山基金会合作在当地开展了“微笑儿童”救助项目，让孩子们能够吃饱饭，保证基本的饮食健康。

从2005年至今，扶贫基金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人道主义救援和长期发展援助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物资超过1.6亿元人民币，惠及约45万人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扶贫基金会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已在埃塞俄比亚、苏丹、乌干达、尼泊尔、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开展了长期发展援助项目。

凸显国家视野与责任担当

《公益时报》：其实直到现在都有公众对公益慈善国际化提出质疑，有网友说：“咱自个家门口的事都还没处理好，干嘛要跑到国外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何道峰：的确如此。公益慈善的国际化首要面对的就是不理解和质疑。2007年，扶贫基金会提出“国际化战略转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随着基金会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工作体量的增加，我们有意识地将原先操作已经非常熟练的公益项目让渡与国内其他草根组织，开始尝试在国际领域开拓与探索。这样中国公益生态才有可能健康持续。否则那些小型公益组织就没有发展空间，也无从得到培育成长。

其次，扶贫基金会顾名思义是以“扶贫”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绝对贫困必然要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到那时，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救助对象?找不到受助群体，你如何劝募捐赠资源并将其效用最大化呢?

第三，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发展需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中国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在接受其他国家的援助，而且数量也相当大。比如，仅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一家机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的援助就超过5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币值大约200亿美元。饮水思源，我们一路走来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今天你发展了，必然应该去帮助别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具有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否则你就是为富不仁，同时也必将使你的外交停留在相对狭隘的平面外交层面。

要知道，一个成熟的国家必然是立体的外交，并逐渐从立体的外交向全面多维的外交转变。所谓“立体外交”，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政府沟通与对接，也包括在他国经营企业和从事公益慈善的NGO组织，甚至中国游客在外所展示出来的各种行为姿态与各国人与人即P2P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你想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你想要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你就必须承担这种国际社会的责任，无法回避。

《公益时报》：十多年前你就推动了扶贫基金会国际化转型，据说当时也有反对的声音。你为什么坚持?

何道峰：我没有什么古板僵化的书本理论，我只知道未来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无论组织还是个体，要想把握主动引领未来，就必须预测未来并预先采取行动。人和动物的最终切割是思考与预测，并通过预测后行动而拦截未来，驾驭变化。否则就只能盲目地追随未来，成为时代的“跟屁虫”，那样的人生基本上只能被别人所设计和席卷，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我通常采取重大行动都在10年以前，我做的重大生命处置都是为10年以后所谋划的。

《公益时报》：万一你的思维判断出问题怎么办?

何道峰：那没有关系。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适度的冒险仍然需要。公益也一样需要创新和冒险，只要将这种冒险控制在你可控的范围即可，那样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你需要具备这种预判能力，否则就会“娃娃当家，累死全家”。

《公益时报》：但预判也意味着要承担责任。

何道峰：那没关系啊。说到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就是拿来体验的，担责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即使其中可能充满着风险，你也应该担责前行;即使最后为此牺牲，你也会有充分体验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