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上万张照片，讲述了400多个“人在医院”的故事

在你看来，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害怕死亡吗，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你觉得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最痛苦的过往是什么?

答案各不相同。遗憾、后悔、恐惧，欣慰、快乐、留恋，复杂的情绪掺杂在一起，被回答，被讲述。

这些抽象且具有极强哲学意味的对话，发生在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而立之年的医生姚帅拿起相机，为自己的患者们拍摄肖像。他们中，年纪最大的有90多岁，最小的只有5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姚帅拍摄了400多位患者和家属，留下了10000余张照片，和12000分钟以上的访谈。姚帅把这组照片定名为《人在医院》。

在病房里，他们是医生和患者;在镜头前，他们是摄影师和受访者。以前靠床号、病种来标注的患者，变成了独特的、有血有肉的个体，姚帅说：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被记录。

用三年时间拍摄了400多位患者和家属的医生姚帅。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姚帅的自述：

（一）

我是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在我们科室，大部分患者来自农村，老人为主。

2016年的一天，我去查房，一位老爷爷正坐在病床上和隔壁床的病人聊天，讲自己年轻时挖运河的事。他说，当时肚子都填不饱，但还是要干活，天寒地冻，赤脚站在水里，年复一年地挖……

我在很小的时候听祖母说起过这个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遇到了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每天挖几方土，怎么挖，吃什么，穿什么，那段历史被他非常具象化地讲述出来，对我触动特别大。

这位老人如今80多岁了，因为肺源性心脏病住院，人高马大的，但是身体状况并不好。当年和他一起挖运河的人也都老了，有的落下了残疾，有的已经去世了。

我们科室的患者大多数是老人，风风雨雨一辈子，见证了很多。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于是决定记录下来。

患者肖像。受访者供图

拍摄对象基本都是医院的患者和家属，不会刻意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傍晚6点钟左右，下班后，我会邀请对方到办公室，关上门，只有我们两个人，很安静。

一个打光板，一个背景板，一台简易柔光箱，一台相机，就是全部设备了。

我会把拍摄完成的肖像处理成黑白的，有人会觉得不吉利，但是我喜欢这种呈现方式，近乎直觉地，觉得黑白的影像更有感染力，更纯粹，去掉色彩，保留线条，更能凸显一个人的内心和精神状态。

其实拍摄时间很短，可能不到3分钟，我会用更长的时间用来交流，不是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交流。

有几个固定的问题是会问所有人的：在你看来，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害怕死亡吗，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你觉得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最痛苦的过往是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从小就困扰着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看到我母亲拿着我父亲的体检报告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父亲得了肝硬化。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只知道两年前祖父因为肝癌去世了，所以我总觉得，父亲可能随时都会死。

因为父亲身体一直不好，这种对死亡、对疾病的恐惧笼罩了我整个童年时期，感觉未来的人生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我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关于生死，关于如何承受苦难，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等到工作之后，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具象了。从象牙塔步入社会，我成了一位医生，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社会的观察结合在一起，会有很多荒诞的东西萌生出来。这个时候我会更加好奇，别人是如何思索的，他们有什么态度，特别是那些“过来人”，他们是怎样的状态。

姚帅的拍摄设备。受访者供图

（二）

回忆拿起相机的缘由，或许和十七岁时在家乡的稻田边上看到的那抹晚霞有关，或许和十九岁时在公交车的站台上看到大雨里拉车的老妪有关。冥冥之中，我对美有了记录的意识，对真有了表达的欲望。拍照，就是不错的方式。

虽说拿起第一台相机至今已经有近九年的时间，但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摄影，或者摄影创作也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是社会角色转型带来的迷惘感以及工作制度的刻板性激发了我创作的欲望。但我很明确，摄影于我而言，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关心人，关心人的命运。我只是在表达这份关心，或者说，关心我自己。

我想我的摄影作品不仅仅是审美的范畴，更倾向于一种社会性、人类学的行为。拍照和访谈就像一个窗口，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我遇到过一位93岁的老人，做了一辈子食堂管理员，他说自己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做了一辈子好人，直到晚年，一直开开心心。

陆陆续续地，我遇到过泥瓦匠、公务员、会计、保安，遇到过农民、裁缝、退伍老兵、商人，在经历了病痛甚至生离死别之后，被问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没有人说“金钱”，而是快乐、健康、爱或者幸福。

我拍过一个在医院门口踩三轮车的车夫，五十多岁，个子不高，看上去有点狡黠，是那种非常非常平凡的人，但是他也有他的英雄时刻，后来我发现，只要是到医院做透析的病人，他一概不收钱。

看上去有些狡黠的三轮车车夫。受访者供图

可能有人会觉得，和患者聊关于“死亡”的话题，对方会忌讳。其实不是的，尤其是在医院这样一个环境下，生老病死每天都在发生，大家开始意识到这是人之常情，于是会顺理成章地接受这样一个话题。而且我在沟通过程中不是简单的问答，而是一种交互，有共情在其中，对方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大家就像朋友一样去交流了。

一位化学老师，十年前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尿液发红，去医院确诊为肾癌，好在发现得早，手术很成功，一直活了下来。他说，我对生死看得很轻，没什么恐惧。不过，回过头去想，这辈子最大的心结是自己的女儿。几十年前，女儿中考失利后得了精神分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给女儿的压力太大了。

第一位拍摄对象是化学老师，他说，我对生死看得很轻。受访者供图

一位老农把人比作地里的庄稼，他说，你想田里的水稻、玉米、黄豆，到时候了它也老的，你不去收它，它也会枯死在田里的。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我不怕死，怕也没有用，每个人到年老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回事。

患者肖像，老农。受访者供图

一位5岁的小男孩到医院里看生病的亲人，我同样把生死的问题抛给了他。他对死亡的概念，是电视里打仗时被子弹击中后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聊了吃奶奶炒菜的快乐，被老师打手板的难过，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爱他的人去了天堂，他也不会害怕，“我会用一根连接线连到天堂，打电话给他。”

尼采有句话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其实如今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生活的美学荡然无存。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生命教育、死亡教育这样一个核心环节，我们都是缺失的。

在我们身边，有的人恐惧死亡，在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一蹶不振;有的人缺乏对死亡、对生命的敬畏，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有的人盲目地生活着，忙于追名逐利，忽视了最纯粹最本质的幸福感……对他们来说，只有有了死亡的概念，才有可能去思考一些抽象的话题，比如什么是意义，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才能让一个人的灵魂得到升华，变得有深度。

所谓“向死而生”，不就是能够对死亡保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平和理性地去对待死亡，同时又在“终将死亡”的大背景下，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更加美，更加透彻，更加从容。

（三）

2013年9月，经过5年的学习和培训，我成了一名医生。正式走上临床岗位的那一刻，我满怀热情，希望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在医院实习的第一个月，我在朋友圈写：Too many people in need。

不过，现实对理想的冲击特别大。或许是因为医疗环境不够理想，或许是因为人文素质有待提高，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信任非常常见。

有时候，家属们对于是否救治意见不统一，医生选择抢救，很可能反而被责怪;有时候，告诉病人哪些检查是必要的，让他去做，却被对方质疑是不是拿了回扣，是不是过度医疗。

《人在医院》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就在几天前，一位因为脑出血住院的老人突发右下肢疼痛，疼痛到抽搐。因为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并发症，我需要判断是不是下肢静脉血栓，是不是股骨头的脱位，所以建议家属带她去拍片子。

不过拍片子没有拍到，无法确诊，我就提出再做一个CT看看。这个时候家属们简直群情激奋了，十几个家属把我围住，说为什么不直接做CT，说我作为医生就是要坑钱，说老太太万一有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了我的命……

类似的事情可能每个医生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状态维持久了，很多医生会选择沉默，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病人找到你，说自己咳嗽、发热，要求挂水。你可以直接给他把水一开就好了，挂点抗生素，对不对，中国的抗生素滥用非常严重。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你可能判断那只是普通的感冒，没有必要挂水;也可能建议他查一下血常规，看看到底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因为病毒性感冒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过多的干预，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但这时候对方急了：我来看个感冒，你让我化验血?你们医院怎么这样，我要投诉你。

作为医生，只能不停地去解释，去沟通。很多时候特别无奈，也特别无力。感觉自己也会在某一天变得冷漠、麻木了。

我记得读高一那年，有一次我陪我父亲去打乙肝疫苗，当时的医生态度特别冷漠，父亲想和他咨询些问题，直接被不耐烦地打断了。后来我读了医学院，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实习，也遇到过非常冷漠的医生;再后来，我结婚生子，爱人生小孩时医护人员态度也很差。

事后我在想，当下的环境对一个医生的要求其实蛮高的，同时也让医生为了避免麻烦变得冷漠，有距离感。事实上，没有哪两个群体是天然对立的，医生也会成为患者。

前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人文医学论坛，还把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写到了发言稿里：在诊疗行为中，医、患是主动和被动的两方，但在人生的维度，同一个时代的我们同属一方。因为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生老病死，每一个人都将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无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黎民百姓，无论你腰缠万贯亦或春风得意。

在工作的第三年，我开始拍摄《人在医院》这组照片。经过和他们的交谈，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精神层面被倾听、被呵护的需求，而很多农村里的人在这方面的关注非常匮乏。他们也需要释放自己的压力，也需要倾诉和交流。或许对医生而言司空见惯的疾病，对一个家庭而言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毁灭。这让我建立了和患者之间的共情，我后来在博客里写：原本用床号或病种简单区分的患者，原来都是那么独特，每一个波澜不惊的脸孔，都可能经受过生活的惊涛骇浪。

患者肖像。受访者供图

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可能帮我找回了初心，前阵子接受媒体采访时我还曾说：就好像慢慢要睡过去的人，突然间拍了一下自己的脸，快快快，醒醒，不要这样下去，不能这样子。

拍摄和访谈就这么坚持做下来了。其实这和我的本职工作有很多相通点，都是对人的帮助和尊重。行医治病是生理上的帮助，让人体面地生活;摄影交谈是精神上的帮助，尊重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在过去，我们更多的时候讲求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忽视了个人的价值和需求。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都应该被记录，我觉得，每一位患者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医者的倾听和共情才能正真实现医学人文关怀。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