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机构承认之路

一、社会工作机构

2006年以来，随着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事业不断进步，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也快速发展起来。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成立7511家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比2016年增长1631家。[1]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是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是有效整合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预防和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2]

社会工作机构是社会服务机构的一种类型。我国最早并没有社会服务机构的概念，与之接近的概念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这是我国的一个创造发明。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章第八条明确了慈善组织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社会服务机构的说法，社会工作机构明显属于社会服务机构中的一类。大体上，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机构分为官办的和民办的两种。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3]即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社会服务机构的一种，不同于广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更多地呈现出自己的特性，以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为根本内容，有自己明确的价值定位。

二、社会工作机构承认的分析框架

承认理论已经进入到社会工作领域并持续发生作用。2013年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在《河北学刊》上发表《走向承认: 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引发了国内社会工作学者对承认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运用的关注。王思斌指出，从形式的承认向实质性承认，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基本发展方向。在这篇文章中，王思斌借用承认理论，形成了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承认过程框架。[4]此后，用承认理论去分析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文章陆续出台，主要集中在用承认理论统领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运用承认理论剖析社会工作发展遇到的困境；运用承认理论分析某个领域的发展，如用来分析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用来分析妇女社会工作实务，或者用来分析某一地区社会工作是如何实现承认的。结合王思斌等人的分析框架，下面分别从机构作为认同的承认，机构的自我承认、政府和社会承认三个层次分别阐述。

三、社会工作机构承认之路

（一）作为认同的承认

1.从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方法的起源来看

社会工作在英美等先工业化国家产生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工作机构以其能够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得以产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慈善组织会社风行欧美。其很多做法成为现代一些社会工作方法的起源，如派遣友善访问员所开展的个别调查成了个案工作的开端。当今很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或者社区服务中心，能看到很多当时社区睦邻组织运动如汤因比馆和霍尔馆影子。慈善组织会社作为社会工作行政，让人们认识到了有组织、有协调的推进慈善救助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睦邻组织运动让人们看到应当从更广阔的人们生活的社区去理解和解决人们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都属于特定的机构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的尝试。小组工作的起源，也有特定机构的影子。小组工作方法源于基督教男青年会，此后这种活动很快被运用到儿童服务、移民中心的服务中。作为社会工作三大直接工作方法之一的小组工作方法，也是在特定机构中产生的。这使得来的社会工作机构拥有区别于其他机构的职责、使命、愿景与服务内容。

2.社会工作机构的快速发展是自我承认的基础条件

从我国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情况来看，社会工作机构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规范，从数量较少到数量较多，体现出社会工作机构具备了作为认同的承认条件。2003年，中国内地第一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注册成立。《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出台后，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进入快速发展期。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同样体现出这个特点。广州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从2008年的9家发展到2016年的417家，深圳市共有社工行业组织14家，民办非企业社工服务机构161家，上海市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已达147家，截止2016年9月，四川省共发展了611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全省共有82家民办社工服务机构登记注册。[5]王思斌指出，2006之后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承认在理论上达到了最高级别。

3.社会工作机构有着与众不同的价值理念与核心使命

香港朱志强认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服务实践活动。这要求社会工作机构必须把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与毕生追求。要求社会工作机构有自己的愿景、使命与核心服务内容。否则，就会被拒绝、遭到“蔑视”，进而遇到“不被承认”。我国的社会工作是教育先行，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先天不足。易松国教授2013年撰文指出，深圳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一般都创办历史短、规模小，“催生性”强，“草根性”弱，在前期阶段，很多社会工作机构都是由大学社工专业教师创办的。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专业性不强，不同程度存在机构管理问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低下，生存和发展能力有待提升，社会信任不足”等方面。[6]

当前社会工作机构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从机构名称、专业理念、机构愿景和使命、核心服务内容和机构文化等方面，不断获得“被承认”的条件。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中国第一家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以“促进社会进步，焕发生命光彩”为使命，致力于提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其愿景是成为最具专业性的社会服务机构。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则标榜以专业及创新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推动实现平等、仁爱、和谐的社会为核心使命。广州阳光社会工作事务中心，其核心使命为“秉承社工专业理念，向社群提供优质及多元化服务，为社会注入爱与阳光”，其愿景是“不断追求卓越，矢志成为中国社工服务机构最佳典范”。这些最早在中国大地诞生的社会工作机构，一开始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在政府的鼓励下成立的，具有中国特色，比如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起初机构愿景、使命相对比较简单，各机构之间的愿景、使命同质性强，随着社工实务不断推进，机构不断修正完善核心价值。另外机构名称一般都包括社会工作四个字，也可以认为是作为认同的承认的一部分。

4.社会工作机构文化不断彰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社会工作机构来讲，能否营造机构文化，机构文化营造的好坏关系到社会工作机构的立身之本，精神之源，承认之根。 机构文化的核心要反映其价值使命，愿景规划，得到广大员工即广大社会工作者的认同和承认。社会工作机构必须通过建立机构文化来维系人心，凸显社会工作价值，体现社会工作的功能和作用。

从众多社会工作机构的官方网站、机构介绍、机构价值、团队建设活动等方面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建立了规章制度规范管理，根据核心使命规定了核心服务领域，通过定期召开理事会会议、管理层会议、员工大会决定重大事项，通报重要情况，适时对员工奖励。通过讨论设计机构的标识、形象、口号，增强机构“专业符号”力量，强化员工认同。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本身就蕴含了对社会工作行为的倡导、对社会工作行为的约束两个方面。在培训和督导体系中，会融入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内容。这些做法从总体上营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氛围，社会工作者就是在这被营造出来的工作氛围中工作，让自己的员工信奉自己的机构文化。

（二）机构的自我承认

社会工作机构的自我承认主要是指社会工作机构对其服务宗旨、服务理念、专业价值、工作方法、职业伦理等方面的一种自我确认与坚守，其核心是对专业使命的自我认同。王思斌认为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初期，社会工作群体的自我承认较强。有了这种较强的自我承认才会加以坚持和拓展，才会通过努力改变环境，并在改变和建构外部环境中实现社会工作者与政府社会的多重认可与承认。[7]社会工作机构自我承认的方式和途径有多种。

1.社会工作机构的宣传系统

从网站、网页、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到机构负责人的自媒体，社会工作机构充分利用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打造了一个多方位的宣传系统。从行业来讲，有民间的青翼社会工作网，有官方背景的社工中国网，还有诸如清流社会工作网等网站。各省级有行业协会网站，地方有地方网站。机构网站和网页则更多，几乎找不到没有自己宣传手段和途径的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机构通过宣传系统展示自己机构的使命、宗旨、愿景、发展规划，向服务对象展示良好的公共关系，向广大员工即广大的社会工作者塑造者自己良好的形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广大社工对自己机构的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各级的宣传系统也为社会工作机构的自我承认建构了途径。2008年深圳就开始了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在整个社会大氛围上营造认识社会工作、宣传社会工作的氛围。民政部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工作宣传周活动，极大的促进了整个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在社工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进行的社会工作表彰活动，也增强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同。

2.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质量保障系统

社会工作机构的管理，一方面是社会工作行政，一方面是服务质量的提高。有些机构即便在在发展初期，也设立了行政部和服务部。行政部主要进行社会工作行政，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支持。服务部主要提供社会工作，并研究如何改进社会工作服务。后来在一些城市的社会工作评估指标体系中，借鉴了香港等地的评估指标体系，加入了“服务质量保证体系”指标。例如，评估中要考察服务机构如何保证服务质量的，有没有服务对象投诉机制，机构的意见反馈机制等等。社会工作评估体系倒逼社会工作机构不断改善自己的服务，建立服务质量保证体系。并且在服务过程中更加注重服务档案的建立、保存、保密和恰当的运用，以满足新管理主义证据为本的要求。

3.社会工作机构的会议制度

这个社会工作机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有关。社会工作机构通过自己的会议制度来不断增强机构的自我承认，并在此过程中坚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以理事会会议为代表的机构重大决策机制，以员工大会为代表的机构的最高权力决定机制，以总干事会议或者管理层会议为代表的机构日常运作决定机制，是社会工作机构常见的会议制度。部门会议、团队建设活动也是社会工作机构不可获取的增强自我承认的渠道和手段。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不同层级的会议中不断修正自我，寻找社会工作的真正含义，解答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宣泄日常工作中积累的不良情绪，得到其他同事的支持，得到机构上级和管理者的认同和支持，以此来强化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理念。社会工作机构经常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团队交流、专题培训、团队建设等活动，也促使一线社会工作者与行政管理层进行互动和交流。社会工作机构这些带有民主性质的活动都在逐渐打造机构的文化归属感和团队归属感，并使得同工之间关系比较融洽。由此，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机构中的社会地位、职业关系等都在互动中逐步建构起来，组织认同也得以建立。

4.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服务

社会工作机构提供的服务范围已经广泛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民政、司法、妇女、老人、儿童、青少年，各个场域，企业、社区、医院、学校等等。尽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手段不一，服务深度深浅不同，但是随着社会工作机构的不断成长，已经涌现出一批社会工作示范机构，社会工作百强机构、社会工作优秀示范项目和优秀社会工作者。从自己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中，获得了诸多荣誉，从案例研究中获得社会工作机构对自我的承认和认可。

5.督导和培训系统

督导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督导的行政、教育和支持功能的发挥使得社工对自身的工作价值、工作业绩得到认可和认同。督导协调社工与机构之间的问题，协调服务对象和社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工与机构之间，服务对象与社工之间的缓冲地带，自觉增强了社工对机构的认可和认同。员工入职培训，在职培训和日常培训，有的是为了增强服务技巧，有的是为了端正服务态度，有的是为了缓解服务压力，无论何种目标，都自觉不自觉增强了社工对于自身、对机构、对专业的认同。社会工作机构通过上述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最终对自己的专业使命有更加清晰的认同和理解，进而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同、理解和接受，获得政府的认同、理解和接受，即从形式承认到实时性承认，再达到普遍承认。

（三）政府和社会承认

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承认，既反映在政府一系列社会工作相关文件的出台上，反映在社会工作试点和人事财政制度支持上，更反映在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倡导社会工作、使用社会工作的行动上。

1.国家出台文件，体现出政府承认

2006年以来，国家和有关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工作的文件。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升为与党政人才等相并列的第六支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专门人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规定到2015年培养50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2020年培养145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民政部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意见》，对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做了进一步规范性规定。各地方陆续发布了社会工作发展指导性文件。深圳发布了深圳社工“1+7”文件。东莞发布了东莞社工“1+7”文件，广州发布了广州社工“1+5”文件，公开资料显示，2006-2016年十年间，广州出台了有关社会工作的政策文件23份。

社会工作各实务领域也有专门的文件强力推进。如2013年11月15日，民政部、财政部以民发〔2013〕178号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国家禁毒办等12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社工队伍建设的意见》，2014年1月10日，共青团中央、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等6部门以中青联发〔2014〕1号印发的政府文书《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5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民发〔2015〕88号），2013年，民政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救灾领域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民发〔2013〕214号）等，从专门领域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规定。

从一系列社会工作相关文件的出台来看，政府一直是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强力推动者，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不缺乏“实质性承认”。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互构性承认特点。一方面，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资源，社会工作机构要想获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受政府的规制和约束。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这是政府需要与民众需要的一致性，是政府需要和社会工作机构需要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工作机构投入政府的怀抱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政府需求和社会需求、政府要求和服务对象需求、政府要求和社会工作机构能力之间存在差异。社会工作机构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符合政府的要求，这使得社会工作机构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为了双方共同利益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基层政府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民办社会工作机构通过竞标获得提供服务的权利，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行政人员因为深谙行政之道与社会工作机构打交道时常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在街道、社区层次，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承认更多是形式上的承认，实质性承认还有待加强。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和社会工作机构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社会工作发展格局。政府要继续赢得民生，巩固执政基础，要不断进行改革，依靠广大社会工作机构的力量。社会工作机构也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升服务效果，获得更广泛的政府和社会承认。

2.一系列社会工作试点安排体现出政府承认

进行试点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个基本经验。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是社会工作机构获得政府承认的有效路径之一。

2006 年12 月，民政部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推进会，并且把政府向民办机构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试点任务交给了深圳。试点地点选在深圳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深圳利用毗邻香港的优势，学习和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和模式，采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来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在个别领域也有试点，如共青团中央等5部门在2007年开始了青少年社会工作试点，江西省万载县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试点，民政部从2013年启动实施社会工作“三区”计划，2012年至今，共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投入5670万元，支持开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深圳的社会工作试点使得全国掀起了社会工作岗位设置、政府购买服务的热潮，三区社会工作计划使得更多人认识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3.大规模的购买服务是政府承认形式之一

2012年11月，在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广泛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基础上，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中首先承认了各地政府围绕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制度、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拓宽了服务领域、深化了服务内涵、提高了服务质量、满足了社会需求。同时也指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还存在着政策制度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规模范围较小等问题，从购买主体、购买对象、购买范围、购买程序、监督管理等方面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各地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4.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型治理日益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环节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学术界对社会治理已有较多研究讨论。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是以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工作在一定的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场域中，与其他各方形成治理关系，参与治理行动。在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组织被赋予社会协同的角色，社会工作机构日益发展成为提供专业服务、公共服务的主体。[8] [9]

从行政管理机构来看，截至2017 年底，北京、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重庆、宁夏和青岛、深圳民政部门设立了社会工作处室。天津、山西、河南等43 个地级市和106 个县区在民政局设立了社会工作处（科、股）。从行业协会层面来看，截至2017 年底，各地共成立了31 个省级、201 个地市级和518 个县级社会工作（者）协会（联合会），各级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共750 家。[10]社会工作行业协会作为专业机构共同体，代表广大社会工作机构发声，代表着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的利益，对专业发展、机构发展起到统筹、指导、规范发展和引领的作用。从全国开发的社会工作岗位来看，社会工作岗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实各领域的社会服务领域岗位，从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对体制内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主体，力量正在不断成长，在社会政策制定、价值理念宣扬、行为方式和服务方式上对原有的服务体系和治理架构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除了从宏观的行政管理领域、岗位开发、社工站广泛成立外，在社会工作各个服务领域推进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的力量被写入政策文件也是佐证。

在脱贫攻坚领域。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工作，先后提出了“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制定出台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专项政策”的要求。2017年6月，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5项服务内容，这5项内容明显都属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内容，都属于参与社会治理的服务型治理。明确了社会工作专业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地位和独特租用，提出了支持实施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划等4项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重点项目。这些服务内容和重点服务项目，必须依托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在社区服务领域。《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初见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5个社区社会组织。

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领域。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并且要健全评估帮扶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公安机关通报后，要会同民政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助下，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处境、监护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等进行调查评估，有针对性地安排监护指导、医疗救治、心理疏导、行为矫治、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

在社会救助领域和反家庭暴力领域。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 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提供服务的主体，发挥专业服务作用的领域还有其他，比如社区矫正、禁毒戒毒领域，比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领域等等。上述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作为服务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法律地位和独特作用。社会工作机构在上述多个领域中提供社会服务，必定与其他组织（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其他社会服务组织）发生联系，以促进对贫弱群体的服务。

四、社会工作机构承认之路充满挑战

从总体上来看，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认同这一概念源于英文中“identity”一词，身份认同为其主要含义之一。身份认同回答的是人们对于我（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指的是个人在价值和情感意义上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身份认同上，即更强调社会属性（比如角色、职业等维度）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对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来讲，需要社会和广大民众（主要是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认同社会工作机构是一种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承认社会工作机构的存在、功能和作用，并且对社会工作机构的未来有所期待。目前，社会工作机构获得广泛社会承认的主要挑战集中在：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认知度低，专业服务水平低，发展背景和路径特殊、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机构管理能力有待提升等方面。

（一）专业人才流失值得警惕

对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来讲，人才流失和现实存在的人员流动是当前的一个难题和问题。深圳2015年全年在岗社工流失共796人，在岗社工流失率为18.08%，比2014年度22.2%下降了4.12个百分点。2015年度流失率与2012年度基本持平，但流失率仍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流失的社工中，有88%的人选择了不再从事社工行业，仅有12%的人到市外社工行业就业。[11]一方面，居民对社工的认知还不够，许多人仍认为社工就等同于义工。即便是基层干部，也不一定能真正认识到社工的工作意义。社工待遇差、晋升途径窄，工作认同感低、开展工作难度大等，在许多城市都出现。

（二）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

无论新生机构还是较为成熟的而机构，在新管理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机构都需要提升管理能力。当前许多机构都面临着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能力低下等问题，主要体现在民主管理缺乏社工参与、机构决策执行不到位、项目运行不规范，服务管理跟不上机构发展速度等方面。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与行政管理的平衡问题。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机构的行政化使得一些社会工作者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文案工作，陷入文案不能自拔，或者使得部分社会工作者进行服务时趋向功利化，偏向一些能够立竿见影的服务，从而使一些真正需要服务的群体得不到帮助。” [12]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需要不断完善考评奖惩制度和晋升机制，建立完善的督导机制，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体制，提升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集中体现在完善服务管理（服务管理制度、服务管理流程、服务管理协调与控制）、人事管理、督导管理、文档管理、经费管理、物资管理、场地管理等制度。提供舒适整洁的工作坏境，定期举办机构日等活动，为员工提供工作以外的交流机会，加强员工归属感；制定人性化管理，使社会工作者感受到机构对其的重视，强化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提高工作积极性。

（三）机构服务成效不明显

从服务效果来看，认为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有利政府职能转变，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但也有研究表明，社会工作机构提供的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尚未让民众和服务对象形成独特的感受，较少有社会工作机构真正通过证据证明自己的功能和价值。[13]社会工作机构的规模、数量、资金量、合法性等这些通常被用来评价其发展水平的维度并不能说明组织的实质社会影响力。

总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遇到来自政府和社会承认诸多方面的挑战，但是社会工作机构依然走在承认之路上，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转危为机，才能最终被国家、广大社会和民众承认。

五、参考文献

 [1][10]民政部，《民政部办公厅关于2017年度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法规政策规划落实情况的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http://www.mca.gov.cn/article/gk/wj/201802/20180215007894.shtml，2018年2月8日。

[2] [3]民政部，《民政部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民发〔2009〕145号，http://sw.mca.gov.cn/article/yw/shgzyzyfw/fgwj/201507/20150700850336.shtml，2014年4月17日。

[4] [7] 王思斌，《走向承认：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J】，《河北学刊》，2013年11月，第33卷，第6期，第108-113页。

[5]民政部，《社会工作这十年 全国社会工作推进会议》，http://mzzt.mca.gov.cn/article/sggzzsn/#，2016年11月7日。

[6] 易松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问题与发展路向——以深圳为例》，【J】《社会工作》，2013年第5期，第21-25页。

[8]王思斌，《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11月，第51卷，第6期，第30-37页。

[9]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及其贡献——对服务型治理的再理解》，【J】《社会治理》，2015年5月，总第1期，第49-57页。

[11] 搜狐新闻网，《深圳社工流失率八年来首次下降》，http://www.sohu.com/a/60029326_119038，2016年2月22日。

[12]王文彬、余富强，《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身份认同研究——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为例》，【J】《社会工作》，2014年第6期，第57-66页。

[13]陈蓓丽，《上海社会工作机构发展之制度困境及发展路径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月，第2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