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魁阁精神”与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

魁阁精神是以费孝通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研究实践的精髓，魁阁研究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尝试，反映了学者们经世致用的追求，是值得我国社会学界和其他学界传承的学术精神，魁阁精神对当下我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有直接的借鉴价值。以反贫困和地区发展为主题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能容纳各方学者，实现多学科合作，实践魁阁精神，发展学术，服务社会。

(本文发表于云南大学《魁阁》第1期(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社会学中国化”的高峰，吴文藻、费孝通等在云南大学开启和组织实施的、以魁阁为基地的研究实践是“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产生了丰硕成果。魁阁研究所形成的魁阁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对此做一些粗浅分析。

一、初识魁阁

谈到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学，忘不了吴文藻先生在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时建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设计和努力，也必须谈到这一努力的后来延续——抗战时期吴文藻、费孝通等在云南大学的研究实践。80年前，云南大学的社会学在诸位前辈的操持和努力下，创造了中国社会学的辉煌，这与费孝通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密切相关，而其物质-精神符号是魁阁，学术符号是费孝通等前辈的系列研究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等著作。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乡土中国发生了和仍在继续发生着重大变迁，但是乡土是百姓的根、国家的脉、人民的魂的特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所以，研究当今中国人的文化归属、国家的经济社会律动、人民的心理牵挂和追求，还是与对乡土中国及其变迁的研究密不可分。

费孝通教授及其团队在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前有基础、后有传承。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后来又有幸授业于费先生的社会学人，笔者对费先生的睿智近乎崇拜，对他的学术研究和观点深以为信。而这些与费先生对云南乡村研究和魁阁精神的介绍和弘扬直接相关。

笔者对《乡土中国》的初步阅读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细致的研读则是我们读研究生时、作为课外学习小组选择的第一本书、我们自己油印的《乡土中国》。而对“魁阁”的了解则是在费先生给我们讲授《生育制度》课程时对其学术活动的介绍。那时候我知道了魁阁、呈贡的魁阁，并似乎作为一种神圣存在于我的脑海和记忆中。我知道那是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是一个研究团队的持续的努力，是至今仍闪烁着学术光辉的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现实基础。

真正见到呈贡魁阁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云南举办社会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讲课之余，云南方面的组织者问我要去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包括旅游和参观。云南山川秀美、文化丰富，对我这个从一马平川的北方农村出来的读书人来说有无限的吸引力。但是时间有限，我还是第一选择去呈贡魁阁，因为那好像是要还一个愿。

到了呈贡魁阁，看到的是已经破旧的建筑。行了揖拜之礼，走进楼阁，这里是呈贡县文化馆的办公之地。看着在我心中如此高尚、但年久失修的建筑，百味杂陈。似乎看见50年前学术前辈还在那里劳作，耳边似乎响起“走向基层和百姓”的催促声。但是表现出来的则是与工作人员的攀谈和对于修缮魁阁的建议。打着我是费先生的学生和北京大学教师的名义，工作人员请来了当地文化系统的负责人，我们讨论起修缮魁阁的问题。我认真说明的是：魁阁是中国社会学史上难得的“标识”，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旅游价值，应该和必须进行修缮和保护。当时还提出我们可以给县政府、省政府提交建议，甚至提到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社会学界募集部分修缮资金。对于修缮魁阁，当然正合负责人的心意，在场者也表示积极促成此事。后来听说，修缮魁阁已纳入当地规划。魁阁得到修缮，当然其意义绝不只是物质上的，对当地来说是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眼光。相信今天之魁阁已是当地文化旅游、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子上进的重要“存在”。

二、魁阁精神

听过了魁阁、看见了魁阁，后来又多次议论魁阁。那么，呈贡的魁阁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岁月沧桑，不变和永恒的恐怕是它的象征意义和魁阁精神。

关于魁阁精神，有些学者已经做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和总结。费先生在《云南三村》中说，从江村到禄村，从禄村到易村，再从易村到玉村，都是有的放矢地去寻找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分析和比较，用来解决一些已提出的问题，又发生一些新的问题。换一句话，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费孝通、张之毅，2006，序：6)。他还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指出，社会科学实际上还是在探索阶段，目的是清楚的。我认为，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费孝通、张之毅，2006，序：7)。

费孝通等学者在魁阁进行的研究，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学者们共事的学术精神。关于魁阁精神，作为魁阁研究团队一员的胡庆钧教授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完全根据各人的兴趣去选题和开展研究。二是尊重个人的表现，鼓励人们自己的研究，自己思考、表达和发表，其他人极诚恳地站在旁边进行帮助和协助。三是公开的辩论，研究者们愿意公开征求同行的意见，学者之间可以进行忠实的批评和激烈的争辩。四是同事间的伙伴关系，参加魁阁工作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为了学术事业，大家真诚合作、积极主动、休戚与共(谢泳，2005)。实际上，这里概括的魁阁精神既包括在魁阁开展学术研究的精神，也是一种研究模式，是当时有理想、有能力的学术共同体开展相关研究的组织和活动模式。

笔者认为上述总结反映了一个优秀的学术共同体所应有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学者们才获得了那么多优秀的学术成果，锻炼和造就了那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把当时学者们以魁阁为中心、在魁阁精神指导下开展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称为“魁阁研究”。笔者以为，如果从魁阁研究的形成和之后成果的提升和扩展来看，我们还可以对魁阁精神做进一步阐释和总结。费孝通教授曾经指出，在云南的社会学研究与当时他的江村研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以自己在江村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并发表之后，受到了外国同行关于该研究的代表性的质疑，于是抗战之后到云南大学工作后，就进行更多的实地研究，来进一步认识中国，这就是他说的“类型研究”。通过大量的“类型研究”不断地逼近对中国的认识，这是魁阁研究所表现出的方法论特点，是深入细致、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魁阁研究、特别是云南三村的研究不只是为了积累学术资料，而是有一种现实关怀。“魁阁”的研究工作以吴文藻先生所倡导的实地社区研究为方针，从一些尚未受到近代工商业影响的农村开始，进而至农村手工业，直至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当时，中国特别是云南地区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云南三村是这一阶段不同村落经济的某种代表，进而当时的魁阁研究也是学者们探索我国农村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先生后来说，魁阁研究为他在80年代的小城镇开辟了道路(费孝通、张之毅，2006，序：5)。通过科学研究得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并依此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魁阁研究在学术与实践关系层面上的一个特点。关注现代经济的发展对乡土中国的影响，关注土地制度的变化与农民生计问题，是费孝通教授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情怀，也是他的“志在富民”座右铭的具体体现。这里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三、魁阁精神对发展我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意义

(一)魁阁精神对当下我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魁阁研究是一个学术群体成功的研究实践，它形成了丰富的、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成果，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学术精神。20世纪30-40年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等学术团队的推动下，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宗旨，学术界对乡村的个案研究不断增加，而云南三村更以鲜明的特点，推动和强化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关于“村”的研究，而这些关于“村”的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闪光的“铭牌”。它是一个学术领域，代表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也承载着学术界的某种期望。魁阁研究还有关于很多以村庄经济社会为背景和基本内容的个案研究，涉及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基层社区管理、城乡关系、农村与工厂之间的关系等。魁阁精神对当今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比较的意义。

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农村、城镇及专题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以费先生为代表的小城镇研究、乡镇企业研究、村镇发展模式研究的优秀成果斐然。其他一大批老中青学者筚路蓝缕、至今这类研究已成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实地研究之大道，这是很值的赞赏的。沉下去、与农民(居民)在一起进行“三同”，获得亲历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和学术提升，在学术界已蔚然成风。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些社会学的研究还不甚深入，也没有形成很多有较高学术成就和实践价值的成果。正是因此，社会学界关于学术创新的呼声十分高昂，也有的倡导“重归魁阁”(潘乃谷、王铭铭，2005)，这对研究实践和学科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费先生等人还在魁阁研究50年后又重访了“云南三村”。

当然，现在我国社会学的研究环境、课题内容和任务要求与当时的魁阁相比已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如何，社会学者要脚踏实地、静下心来细致做学问的学术追求是相同的。魁阁精神今天仍然是社会学者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二)魁阁精神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基于学科建设上的原因，本文还想就发扬魁阁精神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谈一点看法。我们知道，作为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共同建立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它的创始人吴文藻和费孝通，都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现实，建立能解释中国实际的学问而不懈努力的。费孝通更是集合了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愿吃苦的年轻学者，开展社会学的研究，这从他们的研究选题和成果看得清楚。那么，魁阁精神与强调实际动手、提供服务、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工作能拉得上关系么?如果从严格的社会学学科分类和研究兴趣上来说，这一提问是值得思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社会工作的具体实务，扩大其实践和理论空间，也从魁阁精神拓展的角度去理解，那么，魁阁精神就与社会工作有了某种关系，至少是借鉴关系。

前面谈到，费孝通教授曾经把魁阁研究前同他的江村研究、后同他的小城镇研究联系起来。前者主要是从学术出发的，是希望从类型学的角度解决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问题，后者较为明显的则是现实关怀，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出路问题。实际上，现实关怀是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共同情怀。费孝通在怀念他的老师的时候说:“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 人民怎么富起来, 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费孝通，1993:68)。这就是他的“志在富民”座右铭的一个来源。

“志在富民”不是理论命题，它同费孝通教授经过实地研究倡导的小城镇建设、乡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战略有关。实际上，他与其带领的学术团队，行行重行行，到处考察农村的发展经验，提出诸多发展“模式”，就反映了其深刻的“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工作是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要面对现实问题，了解社会需要、分析问题、制定计划、筹集各方资源、组织行动去实际地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解决的问题既有个人、家庭的问题，也有地区性问题，比如农村地区的乡村发展、城乡社区建设等问题，都与深入细致的社区研究密不可分，而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社区学派所要求的。在这方面，魁阁精神或魁阁模式可以成为社会工作了解和分析问题、甄别社区需要、动员社区资源、结合当地文化制定解决方案并开展行动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应该和必须像魁阁研究那样去认识和研究社区，进而解决具体问题。当然，社会工作者也应该能像魁阁研究那样，通过个案研究和服务实践，进行类型分析，也可以通过拓展个案(布洛维，2007：77)，得出一些服务模式和理论以贡献于同行和社会。

实际上，我国的社会工作的在西部地区早有发展。国(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生于城市，发生于工业化和失业、农村破产、流浪和贫困的社会过程中，它与城乡关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社会工作传入我国，学者和相关人员也曾在城镇开展社会服务，例如北京社会实进会、上海沪东公社，更富成果的是燕京大学的清河试验。但是，在民国时期进行的最广泛、最有声势的是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不乏带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农村改造和服务活动，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参与其中。日本侵华、国民政府和众多大学西迁之后，包括云南大学在内的西部大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李安宅，2012)。在云南、贵州、重庆、成都及其他地区，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进入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参与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促进乡村发展，应该被看作是“大社会工作”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工作走在一起，分工合作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我们并不陌生。这是我国学科发展的一个传统，今天仍然可以成为我国学者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学者们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吸取灵感，运用学术优势促进问题解决和社区发展的、具有反思性的经验基础。

(三)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及跨学科合作的联结

回到我们眼下的现实，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我国重大的经济社会转型，西部农村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不管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还是解决人民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力能力现代化问题，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这“三区”都成为需要解决问题的重点地区。进一步说，乡村发展和振兴，“三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各方学者有参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责任。在这方面，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可以是一个多方合作的结合点。

实践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近些年来，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已成为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的实践性研究方法，也是研究性实践。社会工作既是一个服务的专业，也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长期以来，由于它的实务性、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而受到来自学术内部的质疑：社会工作是否是一门专业(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2013)。作为高等教育的社会工作专业为了说明自己是一个科学的专业，采用了诸多方法，最多的是运用实证主义方法来证明自己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这是不错的。但是实证主义的证明方法也有一定局限，即很难将行动的复杂背景、行动者的价值、行动所包含的深层意义说明白，而且研究者的视角并不一定反映了社会服务当事人的关怀。于是，质性(定性)研究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得到青睐，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把社会服务看作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参与的、具有能动性的互动过程，是融研究和实务于一体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合作(同行)的过程。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服务实践，也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界的行动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古学斌，2013;向荣、兰树记，2010;向荣、陆德泉，2018;杨静、夏林清，2013)，推动着社会工作实务和研究的发展。

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进一步拓宽了社会工作的研究视野，将社会工作服务看作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和其他相关各方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可以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次，也可以分为非参与的、有限参与的和深度参与的几种研究的“亚范式”(何国良，2017)。对于前者，宏观上可以研究一个地区、村庄的反贫困进程，研究作为人们实践的行动、逻辑和经验;中观上可以研究一个村庄、合作社、一个项目的发展，它们的有充分参与的实际运作，达致目标的具体行动、模式和成效;微观上可以研究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家庭、个人中的相互沟通、共同行动及整体性活动。

对于后者即研究“亚范式”，非参与式类似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但其不同之处是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关注于实践，而且是为了发展那个实践，是有“价值介入”的;有限参与的实践研究在方法上也类似于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但同样是有价值介入，即使社会工作者的参与和研究服务于共同期望的服务对象发生改变的目标，在这里，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可能是意见指导性的、研究咨询性的、辅助性的;深度参与的实践研究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深入合作或协同，是以共同思考、交流和达成共识并促成希望的改变的共同行动为对象的研究，这里的所有行动都属于社会工作的“实践”(何国良，2017;古学斌，2015)。可以看到，社会工作的实践研究比起行动研究有更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视野、有更丰富深厚的理论背景、也有对行动者实践意义的更多关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可能汇合，看到学术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某种程度的结合。这里可能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的“价值介入”问题。社会工作明确宣称自己的价值关怀，并申明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朱伟志，2000)，这是就其职业而言的。但是在学术研究上，社会工作也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它要科学、客观地说明和分析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价值介入不是科学性、客观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谁认为 、什么是和怎样才能达到科学、客观、有效的意义上的，是行动和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实践研究在“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上没有特殊性，但在实践上，社会工作则有了明确的“价值介入”的特点，它要为了解决服务对象的困境问题而研究、而行动。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对象、学术研究的要求和特点，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学术发展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相近学科在某些问题上的亲和性、一致性。魁阁研究包括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合作，其中又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后来费先生关于相关学科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也是为了学科共同发展而做的阐发。今天，面对共同的研究问题，我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可以在民生改善、社会建设的实践上找到结合点，精诚合作，解决现实和学科发展方面的问题。

四、结语：从魁阁走向大社会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120年的历史，社会工作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近百年。这两个有密切联系的学科有一致的本土化过程，即吴文藻先生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以后推动的社会学的本土化，后延伸到云南大学，以至后来。魁阁精神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形式和学术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外学习、借鉴其学术方法、立足本土，研究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并为国为民服务的职业精神，它也是一种情结，并化成了许多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学者行动的指南。当今，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仍在沿着魁阁研究时期的方向，发生着更加全面深刻的变迁。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中国学术界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要走向世界前列和一流，在实践上我们还要创造性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这曾经是老一辈学者孜孜以求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追求。我们需要从魁阁走向更大的社会，深化我们的研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实践，在发扬魁阁精神、发展学术、服务社会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