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社工”：一辈子专做一件事是什么感受？

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清新的空气让人愉悦，89岁的俞妙英奶奶吃完早饭，又准备到社区活动室逛一逛了。作为活动室“管理员”，已近鲐背之年的俞奶奶仍然坚持着参加一些社区活动，服务着左邻右舍们。

她这一辈子，和社区工作有着说不完的话。“我就是居民的‘勤务员’，只要还能服务好大家，我会继续干下去。”

时光在老人的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皱纹，却没能撼动她的初心。

没有工资、没有办公室，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社工”

俞妙英和社工的缘分要从建国初期开始说起。

1953年，22岁的俞妙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工”，进入临平西大街居委会担任治保主任，开始了她的基层“社工之路”。

“那个时候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做社工是纯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没有办公室，所以平时工作就在自己家里。”聊起过往，俞奶奶深陷在温暖的回忆中。

“我们西大街当时一共有13个组，400多户人家，很多人家里条件不好，作为治保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特殊人员、减少安全隐患等。”

做社工需要摸清小区周围的各种状况。俞妙英用了五年时间，从“嫩头青”逐渐成长为一位“老同志”，小区周围所有的巷子，她都牢记在心;谁家条件不好，谁家孩子要上学了，她也心知肚明，堪比是小区“大管家”。

社工的工作虽然称不上惊天动地，却又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时候看上去繁琐又细碎，却又不得不迎难而上。“那个时候每天晚上6点，我们都要和小组长挨家挨户查火烛，遇到台风天还要去动员危房户撤离。”

居民的困难无小事，无论是吃饭休息，甚至是过年过节，随时都可能有人找上门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冬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俞妙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一位邻居大婶：“俞大姐，我丈夫‘走’了，孩子还小，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能不能帮帮我……”。

俞妙英很清楚状况：那时国家困难，这位大婶没有工作，孩子们还小，家里就靠着丈夫做顶梁柱，现在“顶梁柱”没了，家里可不能垮。

“走!”还没等对方说完，俞妙英便披上外套，领着她一起出了门，帮助她料理起后事。“她家里真的挺可怜，房子是租来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去帮他们!”

最终，俞妙英帮这位邻居料理了丈夫的后事，并帮助她介绍了工作，这一家子撑了下来。

退休后的她不忘发挥余热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俞妙英看到小区内闲散劳动力有剩余，便想方设法为居民办厂子谋福利。

“办厂子要先向别人取经，我们挨个到周边的乔司、萧山去考察调研，早上四点起床出门，晚上睡觉前才回来的……”在俞妙英的同事的一起努力下，量件厂、丝绵厂等一批临平镇办企业挨个儿创立并步入正轨。通过她，这些企业招募了400多位西大街以及周边居委会的家庭妇女、就业困难人员，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也让居民的收入有了保障。

1980年，俞妙英刚好50岁，上级考虑到她多年操劳，让她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镇里上班。时间在变，岗位在变，她为群众服务的心却一直没有变。今年60岁的厉财金当时刚刚从部队退伍转业，和俞妙英一起共事多年。“俞主任平时工作特别认真仔细，对群众非常热情，谁家里有困难找她，怎么都要想出法子解决。”

1990年，俞妙英退休了，但她依旧心系基层。60岁的她又担任起了临平邱山社区21幢、23幢的居民组长，协助社区帮助居民解决家长里短，调解邻里纠纷。时间久了，社区里的“老朋友”们遇到事便会想到俞妙英，热心的她都会及时帮忙解决。

从1990年“上任”组长到2009年“卸任”，俞妙英这一干又是19年。这些年里，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社工”这一专有名词开始出现。

“现在的社区工作变化挺大的。”俞妙英奶奶说：“像法律知识解读、居家养老照料、邻里纠纷调解、志愿者服务等，都需要专业的社工来做。”

2012年，俞奶奶搬到了女儿所在的南苑街道文仪社区居住。在社工的专业指导下，俞奶奶加入了社区志愿者团队，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直到现在，已经89岁的俞奶奶还担任着小区活动室管理员一职。

六十年一甲子。俞妙英用六十余年在平凡岗位的执着付出，守望并记录了“社工”这一职业的兴盛与发展，也见证了新中国的沧桑巨变。这些年，余杭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余杭各领域拥有社会工作人才3500余人，其中专职社区工作者1800人。这些社会工作人才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增加民众幸福指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